周少川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荣誉会长，《文献》杂志编委等职。从事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元代文化史的教学科研工作、古籍整理工作。独立承担或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已出版《古籍目录学》《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藏书与文化》《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等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它是保障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不曾间断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承继文化传统的历史依据。中国古代典籍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其早期形态也比较复杂，如何界定古代典籍的范畴与构成，了解古代典籍产生的历程，是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时必须关注的课题，这也正是今天演讲的主旨所在。

　　【典籍产生的传说】 

　　关于我国典籍的起源，《周易·系辞上》认为典籍出于“河图”“洛书”。《汉书·艺文志序》也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在伏羲时代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着龙马描画下来就是八卦。夏禹时又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关于“河图洛书”的作者和内容，在解说《易经》的经书及子部的五行谶纬书中有许多说法；宋人也有多种图画，但差异很大；清代学者胡渭的《易图辨》曾加以辨伪；所以，用“河图洛书”来解释典籍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

　　“河图洛书”之外，又有传说认为早在“三皇五帝”时代，我国典籍便已产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最早古书的名字。《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帝尧、虞舜等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不过，孔安国并未提到他是否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也无以上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学者考定为后世伪造之书。目前来看，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缺乏充分证据。这种传说反映的是我国古代典籍产生的年代比较久远。

　　应该说，我国典籍的产生是古代社会文明和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典籍并非某位圣贤的独创，更不是天赐神书。典籍的产生，是古代先民为了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发明创造出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远古时代文明初创，记载缺乏，古籍产生的确切过程的史实已不清晰，因此，探寻我国典籍产生的轨迹，还有赖于对各种文献的间接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物进行综合考察。

　　【典籍概念及其构成的考察】 

　　典籍之“典”，甲骨文作“图一”，图一是会意造字，作双手或单手捧册之状。金文的“图二”与《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图三”比较相似，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丌是放书底座或几案，将册子置于几案上或者以手捧册，皆有尊奉之意。《尚书》中有《尧典》，记述了古代君王尧训示臣民的言论和治国的法度，可知“典”是指记载法则、制度的重要文献。“籍”字出现较晚，未见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的小篆作“图四”，曰：“籍，簿也，从竹，耤声。”即簿册、书册之意。

　　典籍二字联起来并作为一种名称出现在文献中，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曰：“昔尔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法度，或指国家典制。典籍的合称，仍然包括了“典”的含义，指记载法则、制度等重要的书籍。只是到了汉代以后，典籍才被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后汉书·崔寔传》称崔寔“少沈静，好典籍”；《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谯周耽古好学，以读书为乐，“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此处“典籍”的用法，便与我们如今泛指一切图书的用法相同了。

　　何谓典籍？我认为，仅仅依靠辞义的诠释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揭示典籍的实质,还必须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文献中，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具体构成，认识典籍这一文化产品所具的特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存在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存在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而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都是形态与内涵各异的文化载体。典籍的构成必然具备若干特异的基本要素，这要通过文献学的学理来进行分析。

　　必须明确的是，典籍是用文字书写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产生典籍的先决条件。

　　而记载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构成典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典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典籍的产生。

　　起初，文字写在各种材料上，往往只是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记录，这样的记录材料，只能统称为文献，因为它并未形成某种知识体系。比如，商朝武丁时期的一片龟甲上锲刻的卜辞说：“乙巳卜穀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它的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占卜，史官穀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们一起去种田。有好收成吗？”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这是一条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有时间、人物、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当时农耕采用了协田即集体耕作的形式。但是，由于它仅是对一时一事的零散记载，所以只能算是单篇文献，还不能称之为典籍。这种单篇文献只有成批汇集，形成有逻辑性的档案时，才具备典籍的性质。

　　典籍的产生，需要人类文明发展具备一定的积累，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逐步增加并累积，再通过有目的地总结，最终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典籍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识信息的系统性，是与单篇文献的零星记载有根本区别的。

　　编连成册的形式是典籍构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庄都的话说：“典，大册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状是册子。“册”在甲骨文中作“图五”，象形造字，如甲骨联缀之形。这些都说明自古典籍就有编连成册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与内容相互联系的。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独立单位的载体材料已不能容纳逐渐增多的记录内容，于是必须产生集合形式的载体材料来记录有关内容；或者，独立单位的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必须有意识地排列组合，形成有系统的记录内容，这就产生了编连成册的典籍形式。典籍正是依靠编连成册的形式区别于其他文献材料的。例如，我们前边提到的单片甲骨文献，它与典籍的差别，不仅可在内容体系上区分，也可在载体形式上区分。

　　认识典籍的构成，便掌握了确定典籍的标准，确定典籍标准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典籍与其他文献，从而划定研究的范围，较为准确地判断典籍的产生。

　　【早期典籍的产生】 

　　典籍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的汉字是如何产生的呢？仓颉造字的传说在古代比较流行。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这里的“书”，指的是文字。东汉许慎进一步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些说法也大多有传说的成分，不一定完全可信。因为文字绝不会是由个别人创造出来的，文字应该是古代先民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产生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当然，不能否认有个别人在文字产生中起较重要的作用。《荀子·解蔽》中说：“古之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这话说得比较客观。荀子认为古来喜欢书写文字的人很多，但都没有传下来。仓颉的字之所以传下来，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字写得比别人好。这恐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近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产生繁衍的过程中，储存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经历了实物、图画、符号、文字记事等几个基本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传递与储存的手段已日新月异，不可限量了，这当是留待学者们深入总结的新课题。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字产生以前，也大致经历了以上所说的几个基本阶段。结绳是我国远古先民实物记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正义》引东汉郑玄的注释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些记载说明，我们的远古先祖曾以结绳作为实物记事的方法记载史事、传递信息。20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调查报告也表明，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彝族、哈尼族等，仍保留结绳记事的一些实物。此外，云南佤族还保存有刻木记事的例证，就是在一些长木板上，刻下深浅不同的缺口，表示历年发生过的大小事件，以帮助记忆，再由族中耆老负责解释这些事件，最终实现代代相传。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曾经起过类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验》曰：“宓牺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这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图画的形象来表达他的思想的。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都有大量的古代岩画遗址留存，有的历史非常久远。比如，1987年我国考古学者在西北贺兰山东麓发现了岩画一万多幅，刻画时间最早的应在商周时期，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古代贺兰山游牧民族在文字发明之前运用图画记载社会生活和宗教习俗的情况。民族学研究成果证明，云南纳西族就使用过图画文字，他们用图画文字书写的典籍至今还有大量的遗存。这也证明图画曾是很多种文字产生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