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政治与文化背景决定了“边界”概念的回归和升温，反思性“边界”已成为人们重新审视和认知国家关系、种族、族裔界限和文化冲突的重要概念体系。反思的“边界”概念从社会流动、权力、技术、博弈、生命与认同等诸多层面超越和整合了其传统“地理历史”属性，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维度。在反思的“边界”理论框架内，“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国多民族的总称和更高层面的“民族”主体，也是由众多民族“边界”构成的“边界网”，中华民族在盘根错节、复杂多变的“边界”中，“边界”本身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优势和社会资源。

  　关键词：反思；“边界”；中华民族；民族研究；

  　作者简介：常宝，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艺术社会学。

　　一、当今世界政治文化背景与“边界”概念的演变？

　　1．当今世界政治文化背景

　　与人类一脉相承的整体历史一样，当今世界依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边界”的规律中得以运行，在不同国家、族群和阶层之间的夹缝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政府行动和民众生计模式。学界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格局的大转变，与过去几十年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文化的全球化潮流不同，正在孕育和形成具有反全球化性质的政治规则、经济主义和文化认同，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全面、大规模冲突、矛盾，甚至各国内部民众抗议、族群冲突、市场动荡和战乱拉开了序幕，世界政治文化已步入新一轮转型时期。

　　近年来，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等重大政治事件标志着以西方民主国家为核心的政治格局开始发生转变，随后出现的“美国优先”方针、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界各国之间逐渐增多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类似德国ＡｆＤ党等极端党派纷纷登上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政治核心舞台，以及“抛弃欧元”等逆流、排他性政治倾向的强劲势头，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政治的巨大转向及其本质的演变。

　　世界各国学界早已开始关注和研究这样的转向与转变趋势，普遍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自我优先”原则猛烈反弹和抬头，这些政治倾向、思潮和社会行动模式呈现出显著的本质性共性——反全球化与排他性。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个松散的标签，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运动。这个术语起源于19世纪末……今天，民粹主义涵盖了广泛的政治运动，包括欧洲的反欧元和反移民政党、希腊和西班牙的左翼联盟和波德莫斯党、美国的特朗普反贸易本土主义、拉丁美洲的查韦斯经济民粹主义，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许多其他政党。”出现如此政治倾向、贸易格局和文化传播形式的转变，其根源无疑在于以往“全球化”潮流及其过程本身。在过去漫长、全面的全球化博弈过程中，有些国家、阶层、群体和个体长期获利，实现了自我发展，甚至变得十分强大，而有些国家、地区、族裔和阶层在残酷的利益争夺与资源竞争中丧失了传统，发展受阻，甚至走向彻底衰退和失败，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情景之下，各国内部自然会产生地域性、阶层性和族裔性冲突以及反抗情绪和认同危机，进而导致所谓拯救世界的“强人政治”回归，世界已陷入反全球化、漫长的新秩序重构和调适纷争中。

　　当今世界所谓“民粹主义”、原教旨极端主义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发生在西方核心民主国家内部，甚至体现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执政党主要人物个体与团队理念和政策谋略中。这些年来，西方一直被恐怖主义、原教旨极端主义氛围笼罩，那么这些持续不断的极端恐怖事件和枪击案的肇事者是谁？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大多是长期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甚至出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代人。让他们一夜之间变成恐怖分子的社会根源不在于他们的祖国（大多数恐怖分子是移民出身），而是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制度、群体结构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Ｗｉｍｍｅｒ所说：“现代性是由种族和民族主义原则构成的，与公民、民主和福利制度、种族和民族形式的排斥相联系。”那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自我优先”原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断强调“我群”和“他群”之间的“边界”，以排他性逻辑和行动模式进入十分残酷的世界政治与资源“博弈”系统，换言之，它已成为“现代社会建构包容和排斥的中心原则，不仅在文化和认同领域，而且在法律、政治、军事和社会领域”。在学术群体和思想界，引发了国家、族裔、文化与认同“边界”及其“博弈”等一系列概念的回归和重温现象，反思性“边界”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核心维度。

　　２．“边界”概念的演变过程

　　在传统研究中，“边界”（Ｂｏｒｄｅｒ）是一个时空概念，往往具有清晰的地理与方位属性。而在当今学界研究与讨论中，“边界”已变成囊括时空、行动、心灵和认同等诸多因素的社会反思性概念。粗略地概括近代以来“边界”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变过程，其大体经历了“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时期的清晰化过程、全球化时代的模糊化过程和当今世界又一次清晰化进程等几个“摇摆型”演变与发展阶段。

　　在古代，包括中国历代王朝在内的世界各国地理历史与人文“边界”十分模糊。例如《隋书·地理志中·谯郡》记载：“南阳古帝乡，搢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韁，戎马所萃，失其旧俗。”这样的描述并未将“边界”放在纯粹的时空中，更多凸显了文化与民俗事象的异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领土管控技术、“边界”治理与整合能力的快速提升与发展，使“民族—国家”拥有了清晰的地理历史“边界”，这也是“民族—国家”独特的国家建构理念与以单一族裔、民族为单元建构“理想化”国家的基本需要。

　　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之一。随着世界各国家之间、各民族与族裔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依赖和互动趋势不断增强，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地理、时空、心灵与认同距离不断被压缩，形成了“地球村”的时空理念和全球化意识。在国家与民众日常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边界”被人为地打破，或者在大规模跨境人口流动、民族和解、跨国贸易和开放性文化交流中自然而然消失和弥散。1990年“柏林墙”（Ｂｅｒｌｉｎ　Ｗａｌｌ）的拆除是显现全球化潮流巨大力量的标志事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规模扩大，20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开始重视甚至高度关注人类社会这一非同寻常的流动、依存与发展过程。

　　诚然，即便全球化的潮流多么猛烈，它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佳选择，而只是社会发展的另一面景象，依然未能逃脱被认定为一把“双刃剑”的命运。在“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年，世人见证了苏联解体成为15个国家的分裂型局面。

　　全球化潮流在给世界各国、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互连接、沟通、互惠互利和繁荣发展机遇的同时，其所带来的政治联合、经济互通、市场开放的博弈模式使得弱小族裔、国家和土著居民丧失了本土文化的内涵，全球化统一市场剥夺了诸多族裔传统经济与生活的竞争、发展与自我更新能力，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世界市场、跨国企业和流行文化的掠夺性、垄断性成分不断显现和提升，使世界不少国家、地区和族裔经济生活走到崩溃和生存极限的边缘，人们纷纷陷入领土纷争、资源争夺、文化认同与心理隔阂的困境，出现了大批的“发展的受害者”（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有学者指出，在中东和北非研究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并判断当地国家建构与“边界”纷争“可能与区域政治和发展的特点、外部行动者的政策和／或全球化进程有关”。由此，以“自我优先”原则、单边贸易保护和“强人政治”为推动力的当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重新呼唤种族、族裔、不同文明与价值观的“边界”，重新认识和建构“边界”的意义，“边界”再次回归，成为新一轮世界政治、国际市场与族裔认同博弈中的重要符号。对很多国家、地区和族裔来说，如此关注并重视“边界”，很可能有助于他们“重新评估该地区自身的历史、地方／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影响边境地区和跨境者的区域／全球制约因素”。

　　二、“边界”研究及其反思性视角

　　批判、想象与反思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是发现自然事物、现象与社会发展规律并获得真相的基本途径。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认为：“我们得自于社会的许多偏见，常让我们对外界事务缺乏反思性认识。”“边界”（Ｂｏｒｄｅｒ）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进入“福柯”式的想象与反思阶段，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特点：

　　１．“边界”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是以点与线构成的“面”的空间维度，同时也是链接或隔断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时间和实践感

　　在全球化政治与经济潮流的冲击下，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后，“边界”概念由原来“民族—国家”时期的“地理历史”属性转变为注重时空、主体、心灵与认同等综合因素的“符号生活”视角与维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从“地缘政治”转变为“生命政治”（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这样的反思性研究完全打破了“边界”原有的“地理历史”传统视角，使其失去了边缘、遥远、孤立和静态的认知，从秩序、实践、文化、心灵与认同角度强调“边界”在国家政治、族群动员、环境保护与人口流动方面的显性和隐性功能，跨“边界”研究成为一种显学。

　　对“边界”概念的反思还体现在其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和对比阐述。克洛德·拉费斯坦（Ｃｌａｕｄｅ　Ｒａｆｆｅｓｔｉｎ）对“边界”与“界限”做了比较研究，认为“边界是包括在界限（ｌｉｍｅｓ）这一总的范畴之内的……界限，即划定了的界限，则表达一种意向、一种愿望、一种行使的权力、一种动员等等，意味着建立了一种秩序……人类通过他们的实践和对空间的认识创造了界限和边界，边界既是一项实践，同时也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对领土现实的认识”。如此看来，“界限”是“边界”的原始范畴和基本因素，“界限”通过人们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建构、实践化和符号化才能成为“边界”。

　　在中国政治话语与学术语境中经常使用“边缘”“边疆”和“边境”等概念，这些概念与“边界”概念之间既有不可分割的“血缘”逻辑关联，也有不可重叠的意义区别。“边缘”是相对于“中央”或“中心”而形成的“边界”概念，它不仅有地理、历史与政治的分层意义，也有文化、心灵与认同的等级意涵，与“界限”一样，“边缘”也属于总体范畴概念。“边疆”可以说是在当代政府政策话语、学术语言与民众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边界”概念。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不像“边缘”概念那样具有排他性意义，“边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远方、异域、孤寂、异端、自由、自然、偏见、古老、传统、未开发与族裔等诸多复杂的知识性概念和情景，尤其在当代中国人政治、学术与日常生活视野中“边疆”与国家安全、民族地区落后偏远的情景交织在一起，成为改造、建设的对象和代名词。“边疆”成为人们既好奇又畏惧的一种疆界性“边界”。“在中国历史与当今时期，‘边疆’与‘民族’息息相关，‘边疆’具有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历史性互动、对彼此文化、生活的理解和认同以及主体民族与边缘民族之间的对峙、隔阂、博弈与区分的意义系统。”　王明珂基于长期的汉藏与羌等族群关系历史与华夏边缘反思性研究，将“边界”置于“人类生态”范畴中，指出“如此人类生态，可以让人们（汉与藏）共同反思一个历史现象；那便是当‘边缘’变成‘边界’……”从行为地理学意义上讲，“边界”无疑是一种景观，“杰克逊将景观分为了政治景观、栖居景观和乡土景观三类。政治景观由政治组织依据特定的标准界定或制造而形成，由国家力量保护；栖居景观则是依照栖居者与栖居环境的关系逐渐演化形成，栖居者作为景观的一部分，而不是景观的改造者；乡土景观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景观，景观空间几乎未受到政治组织的改造，但其空间也标示了社区中的传统人际关系”。这样，在反思性的社会研究中，“边界”概念业已超越传统的地理、历史与文化点与线的认知框架和分析的单一僵化格局，与其他概念相比，更具有了显著的想象、符号和认同的指向意义。

　　２．流动性创造了“边界”，也消除了“边界”

　　从人类历史的横断面观察，不同国家、地域与族裔之间的人口、财富、资源和文化符号的“流动”自古以来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正因为如此，流动性创造了“边界”，给“边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权力、文化情景与符号意义，流动范围的大与小、流动趋势的强与弱、流动量的多与寡及其合理性决定了“边界”存在与消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边界通常是情绪、恐惧和记忆的汇集，而不是中立的界限，这些情绪、恐惧和记忆可以为了进步和倒退的目的而被迅速调动起来。”例如，从春秋战国到明朝不断修建、连接和修缮的“长城”，其防御匈奴等北方部族的串通、掠夺，限制和阻断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流动和交流的功能在古代社会中是合法的，而在如今中华多民族相互依存、共荣、构成一个统一现代国家国民的历史背景下，“长城”成为文化遗迹和人们观光、回顾的历史情境也有其自然合理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历史是流动的历史，从古至今，不同族裔、种族在历史的特定时空中主动或被动完成了无数次的迁徙和流动过程。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要行动者的社会流动（如殖民主义、技术与思想传播）打破了世界文明、制度、技术与认同“边界”，但逐渐被后来的19世纪末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亚非独立运动和20世纪30-40年代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打断。20世纪出现的大规模全球化过程全面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全球化潮流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融合、合作与繁荣的乐观景象，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美国“9.11”事件瞬间惊醒世人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全球化所带来的毁灭性威胁、致命性风险和高昂成本，风靡一时的“无国界”理论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开始关起了门，建立了“边界”，出现了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墙”，进而新民粹主义、新民族主义和“自我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兴起使世界各国、各民族“边界”具有了新的含义和行动趋向。

　　３．“边界”是“博弈”的资源，也是“博弈”的手段

　　如前所述，“边界”并不是单一的地理与历史概念和单元，它是不同国家、地域、族裔与文化之间形成的安全、资源、财富和政治文化权力争夺与“博弈”的场域，也是“博弈”所需要的有力工具和手段。

　　“博弈论”始于20世纪40年代，冯·诺依曼（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和摩根斯坦（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该理论的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无国界”背景下，麦卡勒姆（ＭｃＣａｌｌｕｍ）进一步强调了“边界”的存在及其意义，“边界效应”理论将“空间”因素置于核心位置，通过“边界是个全局浏览的观察点”“边界是个半开放空间”和“站在边界比站在中心要更容易离开区域”等主要观点为“边界”研究提供了博弈论的反思性新视角。经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罗默（Ｒｏｍｅｒ）和卢卡斯（Ｌｕｃａｓ）的新增长理论与克鲁格曼（Ｋｒｕｇｍａｎ）的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的糅合和组合，初步形成了由地理区位、资源条件、文化背景、产业结构、国家制度、地缘政治、流动及其辐射功能、非传统安全因素（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毒品、偷渡、跨境民族问题等）综合构成的“博弈理论”体系。

　　“边界”作为“博弈”的场域和筹码，在政党斗争、经济策略与文化历史建构过程中被广泛利用，“边界”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建构“边界”还是消除“边界”都取决于当时政治力量整合的需要，也取决于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偏好和自我保护的紧迫性。作为一种政治筹码和手段，“边界”具备很多符号意义、权力资源和社会优势。学者一直呼吁和主张抹掉和清洗社会不同族群、种族和阶层之间的“边界”，而在政治家和政客看来“边界”是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力量。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及共和党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国内各阶层之间的不满情绪与分裂倾向、种族矛盾的激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旧体制冲突等“边界”性因素，以激进的政治立场激发和挑拨“边界”动力，暗合了当前反全球化、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思潮，这是他们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台湾地区大致有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和新移民等族群分类。在台湾社会史的建构中这些“边界”常常被利用，“建立这些族群‘边界’的典范台湾史，也如典范美国史一样，其功能为专断地在当前台湾人里区分谁是台湾真正的主人，以及谁是新移民后代、谁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世界范围内，类似“边界”被政治隔离、经济封锁和文化认同重构过程有效利用的例子数不胜数。

　　从精英理论角度看，民族精英是处在民族与族群“边界”的社会群体。作为民族“边界”的精英有其天然的无奈、困惑和认同危机，但更多是特有的“边界”优势和资源。有些民族精英，尤其处于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弱势”民族精英们不断调动其“边界”因素优势，强调和主张民族语言、民族传统的使用、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进而夺取个体的晋升、发展的空间、机遇和资源。长期以来，人们常常讨论的多民族地区出现的大量的“汉化”与少量的“少数民族化”现象，都属于族群个体和群体保护自身利益和资源的策略性身份符号变更，也是它们在“边界”场域中进行长期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