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承贵，马士彪，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李承贵(1963- )，男，江西万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马士彪(1991- )，男，山东临清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国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70年；四个向度；成就

　　内容提要：1949-2019年间70年的中国哲学探索虽历经坎坷，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可从不同的侧面去叙述、讴歌及评判。这里拟由“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作为自我完善的哲学”四个向度综述7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向度，是基于将中国哲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向度，是基于出土文献的发掘与鉴别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向度，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新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作为自我完善的哲学”，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自觉与自我调整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自然，虽是多向度的考察，仍难以尽显其精华，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自1949年至2019年，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已走过70个年头。中国哲学研究一路走来，历经坎坷，或柳暗花明，或探索中的迷茫，或思考中的阵痛，或创新中的喜悦，一一写入70年的探索历程之中。那么，这70年间，中国哲学研究究竟做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就?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谓纪念中国哲学研究70周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

　　所谓“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是基于将中国哲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70年来，中国哲学的应用功能得到全面的解释和发挥，既有为政治服务的角度，亦有为经济服务的角度，既有为个体服务的角度，亦有为人类服务的角度，从而将中国哲学作为服务工具的面相较为充分地呈现出来，亦因此将这个向度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充分地呈现出来。

　　(一)为政治服务的面相

　　1950-1960年代，学术研究常常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1950年代以降，思想改造运动拉开帷幕，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学者响应思想改造的号召，撰文进行自我检讨，如冯友兰的《新理学的自我批判》以及金岳霖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对自己以往的思想毫不留情地作了自我批判。除了自我检讨之外，还有对胡适、梁漱溟思想方法的批判，将他们所用的哲学研究方法及其思想性质统统判定为唯心主义，笔墨挞伐。1950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虽然时常被政治运动所打断，其自身也不免有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但大体上还是学术性研究。196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几度突破学术性的界限，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比如，对于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批判，就典型地反映了那一特殊时期学术研究演变为政治攻讦的变化。1957年，冯友兰发表《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提出了关于哲学遗产继承的基本主张，即“抽象继承法”。此文甫出，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无论是赞成还是批评，都只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到了1960年代，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干扰，在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被视为不同阶级立场的代表，因而当时围绕“抽象继承法”进行讨论的观点受到了批评甚至攻击，而冯氏的“抽象继承法”一度被粗暴地贴上“超阶级”、“抽象分析”的标签，亟欲批倒之而后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国哲学逐渐回归学术性，不再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简单地划分为唯物、唯心两大阵营，或贴上阶级的标签，而是回归中国哲学自身的实际，探讨传统思想资源如何为现代政治实践提供智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两者都可以在传统思想资源中获得有益的启迪。李承贵以西方“治理”理论作为参照，从“治理自然”(治天)、“治理国家”(治世)、“治理心灵”(治心)三个向度对传统治理思想资源进行发掘与整理。儒家长于“治世”，首先是以道德润泽政治，如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次是以君德美化民俗，如孔子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最后是以正名建构秩序。道家也有着丰富的“治世”思想，如以“无为而无不为”为代表的治理国家的最高纲领，以“处下”、“柔弱”为代表的处下服上的治理方式等[1]。佛教在治世方面，有其特殊的智慧。董群认为，对于社会治理主体，佛教首先要求有一个觉者，要求为政者对于治理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其次强调“以戒为师”，这体现了佛教依法治国的理念；最后，佛教式的治理方法论原则是“中道式治理”，强调不落两边，防止片面性和独断性[2]。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伦理价值与现代民主政治关系的角度挖掘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徐克谦认为，传统儒家思想固然有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相矛盾的因素，但两者也有可以相互兼容的因素，如“儒家以代表‘天意’的‘民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符合民主政治的权力观；儒家的‘性善论’可以用来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3]，等等。陈寒鸣则主张，儒家思想中不仅有可以与现代民主精神相容的因子，而且作为传统资源，儒学的“民本”思想、义利观等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民主建设的有益资源[4]。

　　(二)为经济服务的面相

　　中国传统哲学内含丰富的管理智慧，因而学者尤为青睐其经济管理智慧、企业管理智慧之功用。现代管理实践推动了西方现代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西方现代管理是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因而具有理性化、工具化、机械化以及功利性的局限。黎红雷通过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发掘与解读，认为传统儒家哲学中包含着解决现代西方管理实践中的“非人化”困局的智慧，即儒家的管理本体论、管理认识论及管理方法论等。儒家管理哲学可以概括为“修己安人”。所谓“修己”，即按照孔子的“则天”说、孟子的“事天”说、荀子的“应天”说所代表的管理本体论智慧的要求修养自身，儒家管理本体论的要义在于按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实施管理，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安人”，即根据传统的儒家人性论，把管理的过程视为对人性的塑造过程，在管理的过程中实现人性。总起来说，儒家的管理哲学的核心是以人为本[5]。也有学者根据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仁”的价值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仁”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第一，“仁”可成为强国富民的内在根据。所谓“仁者爱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爱所有人，爱人类，正所谓“以德行仁者王”；其二是爱亲人，正所谓“亲亲而仁民”。因此，仁爱既有推进世界和平之义，也有完善本国治理之义。第二，“仁”也可作为生产力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哲学中，仁即生，“生生即仁也”，因此，仁与不仁的分界就在于是否发展生产、发展民生。第三，“仁”还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概念。仁，从人从二，仁之“从二”不仅是横向关系，亦有纵向关系，即关心下一代、下下一代人的利益。因此，“仁”内在地含有可持续发展思想[6](P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