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周小宁认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是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为目标,以清算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条件,以《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宣言》等文件为国际法基石,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内的大国一致原则为基本保证。日本学者中山敏雄指出,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旗帜的中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引起世界大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成刚认为,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新安全观以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领导人在深刻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后,对未来提出的远见卓识。
关键词:秩序;世界大战;学者;民族主义;日本;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社会;帝国主义;战败国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高莹)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站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之外审视这两场战争,人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这对新时期的国际秩序建设有哪些启示?7月26日,在京举办的“一战和二战历史回顾:教训和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两次大战起源具有共性
在对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帝国主义是两次大战的主要根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指出,一战的交战双方都把整个世界作为其争夺的自然边界,是一场世界霸权争夺战;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法西斯国家来说,这种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目的更为明显。
此外,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恶性发展也被认为是根源性因素。徐蓝表示,20世纪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进步性,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由此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一战后,这种蜕变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一步发展,进一步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意大利法西斯极权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法西斯国家体制,最终驱使他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国际秩序相对进步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都曾做出避免战争的努力。但从两次大战间隔仅仅25年来看,一战后构建的国际秩序并不成功。巴黎和会缔结的《凡尔赛条约》,与《圣日耳曼合约》《纳伊合约》等与奥匈、土、保等战败国签订的条约,一起构成了一战以后的国际格局,史称凡尔赛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永兴将这个体系形容为“暂时的妥协、更大的祸根”,因为它沦落为战胜国掠夺战败国的工具,是极不平等的强权政治,加剧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