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外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距开幕已进入一周年倒计时,遥望2015年 8月,将有数千名中外历史学家云集济南,共襄盛举。进而言之,了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犹如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不仅可以瞭望到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变化,而且可以为中外史学交流搭建一座桥梁,这对志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非凡意义不言而喻。1936年末,时任国际史学会主席田波烈(现通译为哈罗德·泰姆普利)应邀访问中国,其行务实,其言恳切,他期待“中国应带着复兴的民族文化面向世界”与“走向世界”,感动了中国史学界,并促成了胡适临危受命,于1938年 8月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中国历史学家们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历史学家;国际史学会;中国史学;胡适;学界;交流;召开;国际化;国际社会
作者简介:
中外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距开幕已进入一周年倒计时,遥望2015年8月,将有数千名中外历史学家云集济南,共襄盛举。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被誉为“历史学的奥林匹克”,从1900年在巴黎召开第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始,迄今已历114年,举办了21届。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端于欧洲,它的发展过程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与西方史学相向而行。20世纪前期(1900—1950)是它的创立时期,其时举办地不出欧洲,而会议主题多是政治军事史,深受西方传统史学的影响,烙有“欧洲中心论”的印记。其间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就很难正常举行。这一时期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只是地区性的,说不上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国际性”会议,这一时段可称为“草创阶段”。从第9届巴黎大会至第17届马德里大会(1950—1990),这40年中共召开了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各届大会的情况来看,国际史学发生了明显而又重大的变化:从内在而言,由于史学自身的变革,现当代西方新史学不断发展壮大,如日中天;从外在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会上也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还很微弱,但从此开通了东西方史学之间交流的渠道。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第18届大会,由此开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步入了“国际化时期”,举办地已“跳出欧洲”,延及北美,至亚太,直至第22届落户在中国。每届大会在议题的设置上,彰显出史学国际化的趋势,它对各国各地区史学的发展及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进而言之,了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犹如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不仅可以瞭望到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变化,而且可以为中外史学交流搭建一座桥梁,这对志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非凡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历史学家的“不了情”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之关系,在现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篇章。回溯这段历史,可以见到域外史学之绚烂,显现现当代国际社会之纷繁,由“他者”而可窥探现代中国史学之业绩、之变革、之坎坷,虽则它只是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