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到人心层面，系统探究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群体构成特征、群体认知方式、情感体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期盼。

　　费孝通先生尝言：我们“活”在“动”里，“动”消磨了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整个消磨过程，如活—动的语境，活—动的前因、后果和机制，都是社会心理学的题中之义。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本土行动、全球情怀”可道其风骨。立足于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历经二十余载，催生了“文化自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全球情怀，也从21世纪起开始凸显。

　　“本土行动”的研究路径

　　所有国别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其“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包括以下两类研究路径。

　　1．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

　　以中国文化特异性为中心的研究实践，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援引解释水平的线索，可从个体、人际、群体和群际层面进行概要评论。在个体层面，受杨国枢中国人自我研究的激发，金盛华和张建新尝试探究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和中国人人格模型；王登峰采用中文词汇学方法，构造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模型”，以与西方的“大五模型”相区别；彭凯平的分析思维——辩证思维、侯玉波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以及杨中芳的“中庸”思维研究，以期揭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特性；刘力有关中国人的健康表征，汪新建和李强团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研究，深化了对中国人健康和疾病观念的理解。而周欣悦的思乡研究、金钱启动研究和控制感研究，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在人际层面，黄光国基于儒家关系主义探究了“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并激发了翟学伟和佐斌等有关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和里子研究；叶光辉的孝道研究，增进了对中国人家庭伦理和日常交往的理解。在群体层面，梁觉的社会通则，王辉、张志学、孙键敏和郑伯埙等有关中国组织行为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尝试探究中国人的群体过程和组织过程。而在群际层面，杨宜音的“自己人”和“关系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分类逻辑。沙莲香有关中国民族性的系列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述研究增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信，开启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共同特征。第一，这些研究都预设一种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文化被假定和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位于对应的另一极。第二，这些研究的意趣过分执着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相对静止而凝固的面向，有的甚至隐含汉族中心主义和儒家中心主义倾向。第三，这些研究的方法程序大多是访谈或问卷/量表依赖。第四，这些研究相对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对当代中国人心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