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清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土耳其，迁徙都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必须面对陌生的社会环境，适应新的文化氛围。11月1日，华南师范大学蓝宇蕴教授与伊斯坦布尔萨邦吉大学蕾拉·涅兹教授相聚北京，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蓝宇蕴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社会学、社会工作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化、城乡社区治理与社会发展，并特别关注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转型社区——城中村的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80多篇。其学术专著《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就是一部关于广州城中村的实地研究之作。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承载与折射出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的各种悲欢离合，是透视与解读乡村迁移到城市的这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所遭遇的排斥及其寻求融合的鲜活例证。

　　蓝宇蕴介绍，2013年，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意味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中国正渐行渐远。而城市化的进程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何处理好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出现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是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城中村”是典型的例子。它是一类由城市排斥形成的区隔性社区，但存在具有生机的小型经济和文化传承。蓝宇蕴将城中村称之为城市化中一座“土”的“桥”，而这一桥梁在今天也普遍面临着被清除的命运。而生活其中的人们该何去何从，是一个令人担忧也充满挑战的难题。另一方面，由于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几乎对外来人口封闭，流动人口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被忽略，于是出现了一种“自发市场化”的现象：比如城中村中广泛存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小型诊所。这些机构的服务质量极差，很容易带来一些负面问题。蓝宇蕴认为，在中国，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排斥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制度性排斥，比如户籍制度的限制。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在流动人口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力度。二是非制度性排斥，比如流动人口和本地人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这种排斥通过沟通与磨合可以慢慢消减。蓝宇蕴则认为，在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破除自利性的公共服务，让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对于正在被城市化改变的乡村，蓝宇蕴认为危机和希望并存。虽然大量人力、资金流入城市给农村建设带来许多问题，但同时也让农村开始思考如何发展规模化生产，以促进农村自身的现代化。

　　蕾拉·涅兹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邦吉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是知名的人类学家和口述史学家，专注于土耳其、中东和欧洲地区的记忆学、口述史、跨国青年文化、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等领域的研究。她介绍说，土耳其在上世纪50—70年代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当时，大量的农村人口出于经济原因自主移民到城市，和中国今天的状况十分相似。不同之处是，土耳其的农村移民迅速占领了大城市，并在城市生活中融入了诸多乡村生活的特点，这种“乡村化”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目，也丰富了土耳其作为现代国家的新形象——它不仅是现代化的，也保留了乡土社会的风范。另一方面，最早一批移民获得了城市边缘地带的地权，他们后来通过将土地卖给开发商而致富，将原来的城中村变为高楼大厦，反而成为了后期城市化的有力推动者。如今在伊斯坦布尔，真正的当地人很少，但大家已经接受了“伊斯坦布尔人可以来自四面八方”这一事实。这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融合。蕾拉·涅兹说，像中国的一些农村一样，在土耳其，农村地区“空心化”问题也非常很严重，需要引起关注。

　　城市与乡村，在迁徙中既有排斥又有融合。政府、社会和流动人口需多方协力，才能解决由于城市化进程而带来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