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无疑是西方的“伟大传统”之一，晚近二十年亦以所谓“新共和主义”的面貌复兴于西方政治理论界，并波及政界。国内学界关注此一思潮应该算是比较早的，自2006年以来就有新共和主义的文选《公民共和主义》及其续编《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问世，但系统地梳理与深入地研究还比较匮乏。刘训练教授所著《共和主义：从古典到当代》（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在西方共和主义研究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

　　古典共和主义谱系与新共和主义定位

　　该书“上编”集中于古典共和主义议题与人物的考察，详细考辨了西语中“共和”概念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一些误解，并爬梳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理念与历程，特别是厘清了历史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后，又以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卢梭为枢轴，剖析了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的混合政体与公民美德两大议题。“下编”处理的是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与困境，着力于自由观、民主观和公民身份三个议题，全面论述了新共和主义的理论立场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最后则以“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煞尾，从思想史范式、哲学建构和政治救治方案等角度点评了对新共和主义的各种批评。

　　与国内已有研究成果相比，该书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令人印象深刻，从古典到当代，从历史到现实，从议题到人物，从论述到评论，要言不烦，周详而缜密。凡此种种，都会使对西方共和主义感兴趣的读者从中受益良多。不过，笔者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提出两点商榷，供作者及学界同仁参考。

　　更加关注共和主义的内在分歧

　　正如作者在“困境”部分提到，有学者对新共和主义者重新描绘古典共和主义谱系的工作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质疑是否存在一个融贯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其可欲性和可行性。该书的“上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从事“谱系”的描绘工作，当然，作者采取了非常宽泛的“共和主义”界定，紧扣自由、混合政体、公民美德及共同善这几个要素，力图最大限度地把思想史上相关的思想家都整合进来。

　　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避开了枝节性的问题，直奔重点；但却失之简约，忽略了共和主义传统——尤其是如果像作者那样持有一种宽泛的定义——内在的分歧以及可能提供的更丰富的资源。事实上，共和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分期是非常明显的，不同语境中共和主义的理论重点和政治建制差异很大，自然，它们能够提供的启示也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作为起源于城邦时代公民政治中的共和主义，在经过文艺复兴城市共和国的“公民人文主义”兴衰之后，就不可能再是“古典的”，而“（现代）大国如何共和”这一话题实质上已经把单纯的政体问题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作者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些年来，作者把研究精力转移到马基雅维利上，重新探求古典共和主义在近代早期的重现与转折，或许正是要弥补上述不足。当然，古典共和主义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起源、在英美革命中的短暂复兴，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冒险与幻灭，这里还有相当浩繁和艰辛的学术工作需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