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曲评，颇为兴盛。汤显祖与沈璟的论争是其重要推手。《牡丹亭》的合律与否，成为争论的导火索。《牡丹亭》面世，获得好评如潮：“《还魂》诸剧，实驾元人而上。”（邹迪光《汤义仍先生传》）“盖余十年前见此记，辄口传之，有情人无不嘘唏欲绝。”（潘之恒《亘史》）在礼赞之余，不乏异调。异调来自于沈璟。其论曲以音律为尚：“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沈璟《论曲》）循此，《牡丹亭》不合音律之处便成其指摘缘由。出于演出之需，沈璟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王骥德《曲律》）。改动《牡丹亭》的另有吕玉绳。在此，汤显祖在书信中表达不满：“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汤显祖《与宜伶罗章二书》）而沈璟之辈不因汤显祖的不满而放弃固有立场，仍坚守己见，“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沈璟《论曲》）。由此可观，汤、沈之争的焦点在于音乐文体的二重属性，即音乐性与文学性孰轻孰重。

　　汤、沈之争，已成历史，但反观这次争论，其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第一，汤、沈之争有助于提高卑体戏曲文学的地位。诗文为尊，词曲小说为卑，乃不争之论。《诗三百》在汉代经学化，文在魏时被曹丕拔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词在北宋初期，仍被视为“小道”、“薄伎”。盛行于元明清的散曲戏曲，则等而下之，“况词曲又文章之卑卑不足数者”（黄周星《人天乐自序》）。在晚明，王学左派盛行，进步曲评家为卑体戏曲摇旗呐喊，如李贽打破文体以先后而论之陈调，以童心为标尺，崇尚《西厢记》、《水浒传》为“古今至文”（李贽《童心说》）。因此，在此声浪的推动下，戏曲史上第一次公开化的汤、沈之争，至少在戏曲传播方面，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卑体文学地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