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儒学热”持续升温，尊孔读经一浪胜过一浪，与之相随的是曲下双膝、顶礼跪拜的现象。这是文明的提升，还是倒退、扭曲？值得再思考。

　　谈国学、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因说的天花乱坠），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