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延续汤用彤研究“言意之辨”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对“转识成智”辩证思维的探索，整合了金岳霖二分的“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以及与此相应的两种理论形态——知识论和形而上学。

　　“言意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论题之一，其中的“言不尽意论”点明了语言的相对性、局限性。哲学探索总会涉及超名言之域，而这正是此论所指向的终极问题。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打算在写完《知识论》后，研究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问题，即康德提出的“形而上学”（金岳霖称为“元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约在1942—1943年间，金岳霖就此话题在西南联大作了一场题为“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的讲演。冯契听完后回去即向汤用彤复述演讲大意。汤用彤高度评价说：“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金岳霖把这次演讲整理成一篇文稿，但未发表，后来佚失。冯契晚年凭记忆概括出这次讲演和这篇文稿的一些基本思想：不仅哲学，文学也会涉及“不可说”的问题。尽管不可言传，但还是要用语言来传达。问题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创作的哲学和文学，如何言说不可说的东西？这种传达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才能实现？

　　同一时期，汤用彤在西南联大作了题为“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的演讲，从思想史角度解答了金岳霖的这个问题。这篇演讲的主题是魏晋玄学“言意之辨”和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汤用彤深刻地认识到，形上本体智慧的超越名言，是指它无法用严格的哲学命题描述，但并非绝对地无法表达，关键是要找到一种不同于普通语言的合适媒介。他对此作了深入论证：“宇宙之本体（道），吾人能否用语言表达出来，又如何表达出来？此问题初视似不可能，但实非不可能。”“道”虽绝言超象，但言象究竟出于本体之“道”。作为媒介的具体言语在把握和传达无限的宇宙本体上自有局限性。但是，如能视其为无限之天道的体现，忘其有限，就不会为形器所限，而自能通于超越形器之道域。因此，汤用彤得出结论：“表达宇宙本体之语言（媒介）有充足的、适当的及不充足的、不适当的，如能找到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得宇宙本体亦非不可能。”这篇讲辞实质上是对“不可说者如何能说”问题的探讨，其灵感来源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汤用彤在阐释王弼“得意忘言”论中“言”之局限性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应努力寻找一种充分而适当的语言以把握本体之道。在魏晋文学、音乐、绘画等具体文艺形式中，汤用彤发现了这种媒介的存在。此媒介是能够生发出大于言语表面意义的一种语言。由此，与道（宇宙本体）合一的玄远境界也是可以通过特定媒介达致的。

　　对于不可说者如何能说的问题，汤用彤通过对魏晋玄学和文学的研究，主要解说了“诗意地说”。冯契则受其思路启发，在此基础上复加以“思辨地说”，并较好地整合了这两种言说方式。

　　在西南联大时，冯契就已对上述问题颇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有名与无名、为学与为道、知识与智慧关系等论辩都与此有关。金岳霖对冯契说，涉及中国哲学的问题可以向汤用彤和冯友兰先生请教。冯契请示汤用彤如何写毕业论文时，汤用彤让他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这是冯契选《智慧》为题作研究生论文的缘起。

　　在汤用彤指导下，冯契读《庄子·齐物论》时，忽然闪现出“思想火花”。他在《智慧》一文中对“转识成智”机制的探讨，其灵感主要得自道家哲学。冯契读完郭象《庄子注》后，认为郭象在王弼“贵无”、裴頠“崇有”之后，试图综合二说，其学说主旨在“独化于玄冥之境”，亦即“有而无之”，并写了一篇读书笔记给汤用彤看。汤用彤喜欢学生提出新见解，看后连声赞叹“很好，很好”，并鼓励他循此思路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