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法律的明确性，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立法越是具体越是明确就越好，而不管立法的时机成熟与否，立法的能力具备与否。在有的时候，立法对某些问题保持模糊性，而让执法者和司法者就事论事去处理，并逐步积累经验和形成规则可能更好，甚至让社会主体和每一个人去自己理解和实施可能更好。

　　前不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代国务院起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2条规定，“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该条款被普遍解读为意在否定知假买假者请求多倍赔偿的权利，从而解决长达二十余年关于知假买假者是否为消费者的争议。法律的明确性是法治的基本原则。2015年修改《立法法》增加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因此，初看起来，国家工商总局对此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它试图通过消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长期存在的模糊性促进法治。但深究起来，可能未必如此。因为法治有另一面：在特定条件下，法律的模糊性恰恰是立法的美德。那么，这种美德是指什么？不妨先回到知假买假者是否为消费者的争议当中。

　　知假买假者是否为消费者的争议史

　　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消法》，其中第49条“退一赔一”条款关于增加赔偿的规定，是立法上的一个创新点。它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假冒伪劣商品横行、缺斤短两行为比比皆是的现实而设。它为受欺诈的消费者请求增加赔偿的权利提供了规范基础。但在该条款的实践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知假买假者是否有权请求增加赔偿？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知假买假者是否为消费者。如果认为是，那么可以适用该条款，反之则否。这涉及《消法》第2条中消费者概念的理解。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产生了重大争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导性的观点也有所变化。

　　1995年以来，以获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者（被称为“王海现象”）出现后，肯定性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消法》第49条得到较广泛的运用。1998年，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海诉天津市龙门大厦永安公司买卖纠纷案”所作的终审判决是个转折点。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在三十几天内购买现代通信设备如此之多，并非是为个人生活消费需要”，因此，该纠纷不宜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处理。自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倾向于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并且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其主要理由是：《消法》第2条规定的保护对象，局限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知假买假者不是出于消费目的购买，因而不是消费者。反对者认为，不管知假买假者的动机如何，只要购买不是属于为了倒卖获利的经营行为，就是消费者；而且，他们的行为有利于制裁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有利于净化市场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因此应支持其增加赔偿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