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工作质量议题在国际上得到了突出的关注。2015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安卡拉峰会通过的劳工和就业部长宣言中,明确敦促各国政府通过提升工作质量以促进强健、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从而促进社会包容、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当前,我国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总体背景,就业人口的工作质量能否得到持续改善,从而助力于我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社会工作质量研究日益重要

　　一般认为,从质量角度来对工作进行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主要在工业化国家中进行。但马泰尔和杜普伊斯把工作质量研究的发轫追溯到埃尔顿·梅奥等人在1927—1933年开展的霍桑实验,认为梅奥通过关注工人的态度和行为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工作环境因素对工人绩效的影响。在梅奥开创人际关系学派研究之后,泰勒制管理规则受到挑战,致力于改善雇员工作条件的人道主义运动和工作质量项目开始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工作质量”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组织行为学的热门领域之一,许多社会学家也纷纷参与到对工作条件和工作满意度等问题的研究之中。管理学大师、文化比较研究创始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在当时甚至认为,工作质量改善和工作的人性化,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工作领域的核心主题。

　　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工作质量议题在美国、英国和部分欧陆国家变得逐渐边缘化。但在进入21世纪前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工作质量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间再次流行开来。一方面,提升工作质量成为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议题。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工作质量,而非仅仅是工作数量,在提升个人福利和国家竞争优势方面非常重要。基于这样的认知,国际劳工组织等提出了“体面劳动”、“好工作”等概念。欧盟理事会在2000年举行的里斯本会议上,把提升工作质量与全面就业和社会包容一起并列为欧盟三大就业战略。但另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技术和经济社会变迁使得组织中的雇佣关系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和终身雇佣又开始向着灵活雇佣关系悄然回归。一些“非典型雇佣关系”,即各种兼职工作、临时工作和合同工等,开始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

　　近些年来,有赖于各种全国的或跨国的大型调查数据集的普及,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方法来分析工作质量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并进行了大量关于工作质量的跨国比较研究。邓肯·加列等人在2007年出版的《就业体制与工作质量》一书中,从技能水平、培训机会、工作自主性、工作—家庭平衡以及工作保障性5个维度,对欧洲国家的工作质量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发现,在欧洲发达国家,工作者的技能水平普遍得到提升,对他们的整体技能要求也增加了。但是,技能水平的普遍提升并没有带来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保障性的普遍提高。阿恩·凯勒伯格在2011年出版的《好工作,坏工作》一书中对1970—2010年的美国工作质量整体情况进行了研究。凯勒伯格指出,美国的工作质量呈现两种主要趋势:一是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即好工作和坏工作的比例增大,中间类型工作比例下降,且工作报酬上的不平等越来越大;二是工作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灵活雇佣形式增加,工作保障性不断降低。凯勒伯格强调,两极分化和不稳定的就业系统不是经济周期的暂时特征,而是结构转型的结果,即坏工作不再是发育不全的那个部分,相反地,它已经成为美国就业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