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香港政治发展的焦点从普选转向治理，是从追求“体制变迁”转向追求“优良治理”、从强调“制度形式”转向强调“制度绩效”的一种战略调整，破除了“有了普选，就有了政治发展”的理论迷思。

　　近年来，香港政治生态的持续变化深刻地折射出西式民主化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香港政治发展的焦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主化，尤其是推动以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为核心的政制改革。然而，比较政治学的大量研究表明，竞争性选举的推行需要具备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恰恰为香港所缺乏。因此，奉普选为圭臬的西式民主化不仅无助于解决香港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反而已经成为香港政治生态恶化的病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香港政治发展的焦点出现了严重偏差，“普选”、“政改”、“民主”的重要性被过分放大，而一些更基础、更根本、更关键的问题反而被遮蔽。香港政治发展亟须在中国国家治理框架下有序展开。

　　治理视阈下的政治发展

　　这个新的焦点应该是治理。作为民主化理论的替代性范式，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与民主化理论相比，治理追求的是更加广义的政治发展。在治理理论看来，政治发展本身具有丰富层次和多维面向，以普选为焦点的政治发展是非常狭隘的。首先，就民主本身而言，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维度，除了选举，有效的利益表达、有序的政治参与等都是题中之义，以普选概念偷换民主概念，实际上是对民主价值的“矮化”和对民主内涵的“窄化”。其次，就政治发展而言，民主只是其中一项价值目标，其他价值目标如自由、平等、公正、秩序、法治、政府质量同样重要。再次，就整个社会而言，政治只是治理的局部领域，治理必须统筹政治发展之外的其他领域，如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等。由此可见，无论普选、民主还是政治，都属于治理的“下位概念”与“附属范畴”，优良的治理才是最为根本的价值目标。

　　从治理的角度看，香港政治发展应该把握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香港政治发展应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之中。香港政治发展既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同时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区域性、地方性的民主实践有可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应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统筹考虑和安排。第二，香港政治发展应该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从内部看，香港政治发展既牵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不同宪制机构，也牵涉政党、利益集团、市民社会等利益团体；从外部看，香港政治发展绕不开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只有实现上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香港政治发展才有可能得以顺利推进。第三，香港政治发展应该追求治理体系的全方位完善。包括建构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理性的决策系统、高效运转的行政执行体系、有序的政治参与体系、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第四，香港政治发展应该追求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提升。香港政治发展不应该停留在“静态结构”意义上的治理体系，而更应该关注“动态功能”意义上的治理能力，尤其是政治整合、精英录用、战略规划、法律实施、资源汲取、政治监管、公正保障、政治沟通、政治革新、危机应对、制度建构等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