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一起，被称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一些西方学者在评价政党制度时不吝溢美之词，甚至宣称是政党创造了西方民主制度。他们认为，政党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加以整合，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政策倾向，为选民提供政治选择空间；政党把规模日益增长的选民组织起来，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动员其参加投票；政党选拔和培养政治精英，录用其担任党内职务并助其谋取政府职位；政党通过组织政府或加入政府机构来掌握政治权力，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政党一方面敏锐地感知社会中发生的变化并以较为和缓的方式将其传导到政治体制之内；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相应变革来回应外界的变化，以便释放压力，使之不致积累到危及政治体制稳定的地步。事实上，政党要真正发挥推动西方代议制民主顺利运转的作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党必须要成为联结国家与社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西方政党始终无法摆脱代表性不足的困境，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与民主相悖的尴尬境地。

　　自从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确定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之后，政党的活动就必须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一是要建立和巩固政党的社会基础，赢得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支持与拥护；二是要执掌或参与政权，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来兑现大选前许下的承诺，并运用国家机器进行社会治理。第一个层面要解决的是政党执政的根基与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关注的则是政党的执政绩效问题。相比之下，显然前者的意义更为重大。只有在政党能够表达和整合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的前提下，选举民主和议会民主才能得到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才算充分。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政党狭隘的社会基础与民主的本质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矛盾。

　　早期的资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诞生和壮大造就了西方政党政治的“黄金年代”，被西方学者誉为“政党发展的顶峰”。可即便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政党也无法摆脱其代表性不足的困境。与政党组织规模扩大、组织化程度提高如影随形的，是政党官僚化的发展。20世纪初，罗伯特·米歇尔斯对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党组织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这一现代政治社会学领域的著名论断。“寡头统治铁律”揭示了西方政党组织尤其是政党领导人物脱离普通党员和群众的寡头化及官僚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