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一词1796年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在《意识形态诸要素》中正式提出。特拉西所谓的“意识形态”意指“观念学说”（doctrine of ideas）或“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旨在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基本问题。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还仅仅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范畴。时至今日，“意识形态”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其含义也变得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不仅在不同的时代、而且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人那里，都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言人人殊’来描述它丝毫都没有夸张的成分”。尽管如此，从西方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属性考察，其含义的演化历程却是十分清晰的。

　　第一阶段，从意识形态中立走向意识形态批判。

　　特拉西仅从哲学认识论层面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并阐述其含义，在他那里，意识形态还只是一个中性的哲学范畴，不具备阶级性。其后，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以阶级性，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并予以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无产阶级确立的科学才能揭示真实的现实关系，才能掌握真理；资产阶级除了制造言不由衷、谎话连篇的意识形态外一无所能，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无关。马克思指明了“意识形态性”和“真理性”的区别，对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

　　第二阶段，从意识形态的批判到意识形态的对抗。

　　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或专有物，那么在列宁等人那里，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视为“工人阶级的理论知识”或“科学的世界观”，并把它作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作为建立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的重要手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异常激烈，成为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相提并论的领域。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具有代表性。葛兰西说明了“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文化领导权同化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控制了市民社会，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强制和文化控制相结合的特征”。阿尔都塞认为，“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旧保持着强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事实上它们更多地借助各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同化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消除人们的积极反抗的意识，从而保证了自己的安稳统治。意识形态发挥了暴力镇压无法起到的作用。”列宁、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极大地影响着当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识。

　　第三阶段，从意识形态对抗走向去意识形态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局面失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话语优势。在所谓技术主义、价值中立、实证主义等思潮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迅速蔓延。哈贝马斯提出“技术统治的意识”，认为“它（技术统治的意识）作为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更细微的背景意识形态，使科学成了比旧的意识形态的类型更难以抗拒的，更具有深远影响的偶像，因为它不仅以实际问题的面纱作掩蔽，证明了一个确定的阶级的统治利益是正当的，而且压制了来自另一个阶级的寻求解放的部分需要”。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丹尼尔·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整个世界已经走向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产生了同质化的趋向。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思想政治领域的争议开始弱化，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感召力，意识形态的时代走向终结。弗兰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解决了人类的基本需求，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自由民主给予人的尊严和价值，满足了人类渴望被承认的精神需求。他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对于其他社会制度的尝试已经失败。

　　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虽然变换了多种形态，但其核心目的不变：论证西方价值观的不可超越性及其政治制度的永恒性，攻击和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代文明社会最理想的制度形式，西方的传统、思想、制度和信念是普遍有效的，是人类实现自我肯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历史范式。宣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会先后进入西方模式的现代人类文明社会。不难发现，去意识形态思潮的真正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

　　梳理意识形态的演化历程，意在突显其历史性和阶级性——意识形态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主题，也反映了不同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只要还有阶级差别、还有民族差异、还有国家界限，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就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工作。因此，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普遍现象，只是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其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事实上，任何“去意识形态化”的工作其实质是在做“再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其目的是建构并弘扬体现其国家核心利益的新的意识形态。而对当前中国而言，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和持续发展的态势，保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意识形态工作，有效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