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由于产业（行业）结构惯性，无论中美哪一方货币贬值，都无法妥善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当前，在美国“双管齐下”（加息+减税）的政策冲击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建议尝试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自由贸易账户”，从而以这种放管结合模式，有效防止资本过快流出。

　　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

　　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都在励志改革创新。表面上看，中美经贸摩擦是贸易顺差与逆差问题。但实质上，其反映的是两国财富与能力之间的转换关系。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只是“财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也集聚了不少“财富”，但几乎都没有“兑现”成“能力”。因为它们的资金都“被锁”在美国资本市场上。数据显示，美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额却相对较少；且相应行业生产率超过美国平均生产率越多，该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占其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越低。但是，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不仅不能阻止中国自强崛起，而且还会导致其贸易持续逆差。

　　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美国允许向中国出售直升机、电子检测设备等技术产品。但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制裁，否决了300项对华技术出口的许可。对1989—2008年中美贸易的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在其技术上存在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相对较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反比较优势之谜”，这也是对先前的“里昂惕夫之谜”另一角度的佐证。在2010年之后，这种现象依旧存在。鉴于这种现象的广泛性、特殊性和隐蔽性，可称之为“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该现象导致美国内部贸易结构的扭曲、贸易习惯和中间品效应。这种现象的形成与美国的出口贸易政策有关，这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

　　美国贸易政策长期扭曲形成的惯性难以转变。一直以来，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国，占比近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统计显示，美中贸易逆差由2010年的42.31%扩大到2016年的48.22%。分行业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中高技术制品、杂项制品和纺织品行业。三者相加，占了美国2016年贸易逆差的73.73%，而仅仅中高技术的贸易逆差就占了美国2016年总逆差的55.2%。不同产业之间贸易逆差数值差别很大，且各行业自身存在着逆差惯性，逆差行业一直是逆差，而顺差行业一直是顺差。美国的贸易顺差行业主要集中在动植物产品、矿产品、木及木制品以及个别国家的化工产品、皮及皮制品行业。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行业的贸易顺差占总逆差之比仅为5%。这是由各行业的进出口惯性决定的，短期内很难转变。

　　贸易的发展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根据比较优势自然形成的市场；二是受产业政策影响而扭曲的市场。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使得其各产业进出口受到影响，且难以改善。从法律上看，美国制定了详细的出口管理清单，同时在高技术出口管制国家清单中，中国仅排在古巴、伊朗等国之前。可以说，是美国的这种出口限制政策，形成了“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最终促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将“财富”转变成“能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