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用三个“否定性短语”来概括当今西方的共同意识——“历史传统的崩溃，纯朴的人际关系的缺失，对不确定的茫茫的将来的彷徨苦闷”。雅斯贝尔斯认为，当今西方世界人际关系日益丧失纯粹性和质朴性，人际交往日益沦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金钱关系。究其根本，在于现代科学技术把几千年传流下来的精神状态几乎摧毁殆尽，以至于人的存在面目全非，无从辨认。

　　鉴于科学技术时代人的精神境况，20世纪50年代，雅斯贝尔斯在《医生的理念》《医生与患者》《技术时代的医生》等后期论著中，率先将“生存交往”和“爱的理解”置于他的医学哲学思维的核心，将哲学思维的广度、深度与精神医学问题意识紧密结合起来，重新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本理念“医学是具体的哲学”。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之所以越来越关注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生存交往”，是因为人的灵魂越来越渴望摆脱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渴望复归纯粹而真诚的、富于人情味的人际关系。

　　雅斯贝尔斯说，“如果我只是我自己，我就得荒芜”，因此，人是在“交往内存在”。在当今社会，一个人不但道义上不容许，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逃入山林原野之中，享受独善其身的孤寂生活。因此，交往不仅是哲学思维的尺度，也是真理性的尺度。所谓“生存交往”是指两个生存者之间坦诚相见、开诚布公的交往，是最简单、最纯粹状态下发生的灵魂与灵魂的相知相遇。交往的形成以生存为前提，生存在交往中实现自身。这种交往不是沉默的相互融合，而是“爱的斗争”，两个伙伴之间在生存交往中彼此开放，并且对他人开放。

　　雅斯贝尔斯将“生存交往”“爱的理解”的哲学理念应用于医疗理论与实践中，首次把医生与患者、医术与人的关系界定为一种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在他看来，想要重建现代“医患命运共同体”，复活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真正的医术精神和医疗行为，不仅需要把医疗理论与实践建立在“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而且更要把医疗理论与实践建立在“人道主义精神”基础上。如果医生承认每一个患者都是个别的人格存在，他就应当把“同感”当作认识方法的组成部分，通过与患者的“生存交往”，重新体验其个别的、独特的人格。这种医术不仅是对新的医疗能力的要求，也是对“医疗人道主义”这一本来的医学精神的要求。

　　医学既是应用学问又是实践哲学。雅斯贝尔斯反复强调，心理治疗师必须有一颗炽热而恒久的爱心。现代各式各样的心理商谈—治疗学派仅凭“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等特定方法来营造医患之间的商谈效应和治疗效应，而完全无视医患之间的生存交往和人格关系。与此相反，雅斯贝尔斯强调，较之程序化的特定治疗方法，温暖人心的话语和姿态更重要。心理治疗医生应当以温暖的眼光来理解生命的痛苦、内心创伤等问题，并且与当事人真诚相处、耐心沟通，通过推心置腹、心心相印的生存交往，鼓励和协助当事人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走向健康美好的新生活。因此，他的这种基于“人格魅力”和“爱的力量”的交往理论，为当今哲学实践与哲学治愈开辟了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回眸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柏拉图、伊壁鸠鲁、塞涅卡、普罗提诺等古代哲学家都很单纯地认为，哲学应当在某种方式上解除人们的疾病困扰，抚慰心灵苦闷，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例如，伊壁鸠鲁就这样说道：“就像医学不能祛除人的身体的疾病就没有益处一样，哲学不能祛除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也毫无益处。”这番话恰好道出了人们对哲学的隐秘渴望和殷切期待，即“哲学的实践价值和治愈功能”。

　　对于现代人的心理挫折及其精神困境，几乎任何心理治疗都无能为力，只有哲学省察才能有所裨益。但是，出于科学方法论规则，雅斯贝尔斯仅限于谈论哲学治疗、治愈的可能性而拒绝谈论作为世界观的所谓哲学的治疗学。雅斯贝尔斯的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指明了心理治疗的界限，也指明了超越这一界限，进行哲学治疗、治愈的可能性，即基于生存交往的哲学的治愈可能性，从而为哲学与精神医学的新合作树立了典范。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