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与“俗”是一对古已有之的审美范畴，但将“雅”“俗”与具体的文学样式挂钩，大概是在宋元戏曲、话本等通俗文学样式兴起之后。明清两代，伴随对传统诗文的批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民歌大盛，饱含真情实感的通俗文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赞赏。

　　普及知识 教化道德

　　按照俗文学研究奠基人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这一定义将“俗文学”作为作家文学的对立面，涵盖了今天所谓的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在郑振铎看来，它包含五大类：第一类是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第二类是小说，专指白话小说；第三类是戏曲，包括戏文、杂剧和地方戏等；第四类是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第五类是游戏文章，这是俗文学的附庸。这一分类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研究者所接受。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以 “集体性”“口传性”等特征，从俗文学的大家庭中分离出去。这样一来，俗文学的内涵又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俗文学基本等同于郑振铎所界定的几大类，而狭义的俗文学则仅指说唱文学和杂曲歌谣等。

　　如果说唐代以前雅文学居于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中心地位的话，那么从宋代开始，俗文学就逐渐占据半壁江山。与雅文学只能通过书本阅读相比，俗文学的传播方式更加丰富，传播手段更加灵活，它既有书本的案头阅读，也有酒肆瓦子和歌台舞榭的搬演，而走街串巷的艺人则可以将其传播到城市和乡间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俗文学对于构建民族文化、塑造国民心理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民间社会而言，它承担起对普通民众进行知识普及和道德教化的重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重大影响，深深扎根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观念和意识，并非全是由《论语》和《诗经》等经典形塑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那些被称为“小道”的小说、戏曲和民间说唱的影响。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的那样：“一般的妇女们和不大识字的男人们，他们不会知道秦皇、汉武，不会知道魏徵、宋濂，不会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没有不知道左仪贞、孟丽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