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新闻学、政治传播、民意研究、媒体与社会变迁等。其专著包括Media and Protest logics in the Digital Era（数字时代的媒体与抗议逻辑，2018）、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Urban China（中国城市的传播、舆论与全球化，2013）和Talk Radio, the Mainstream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电台谈话节目，香港的主流媒体与公共舆论，2014），论文则见传播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重要刊物，包括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国际公共舆论研究杂志）、Media, Culture & Society（媒体、文化与社会）、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Asian Survey（亚洲调查）、Social Science Journal（社会科学期刊）等，同时担任学术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国传播杂志）主编及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大众传播与社会）副主编，也是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业研究）等八种国际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40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传播学自西方传入中国，当时恰似一股新鲜空气，令国内新闻学界耳目一新。在媒介变革推动传播格局与社会权力结构重塑的时代背景下，经过40年快速发展，传播学重新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国传播学，在这片富饶的学术土地上如何更好更快发展，是当下我国传播学者亟须面对与担当的重要时代使命。

　　2018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组织了不少有关传播学40年的会议，刊发了一些专题文章。从学界反应及已有成果来看，其中除了总结经验与成绩，更多的是充满反思之声。中国传播学科发展该何去何从？这的确是令人既满怀憧憬又深感焦虑的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教授。有着中西兼备的知识背景与视野，如今又执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他如何看待中国传播学40年的发展？中国内地传播学界与香港传播学界该如何加强良性互动？李教授的独特身份无疑提供了有别于内地学者的视角及思路。

　　把本土特殊现象变为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是西方传播学向内地延展的重要桥梁，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国内地传播学发展可谓有着特殊渊源。您如何评价中国传播学40年发展的得与失？如何理解香港传播学界和内地传播学界的关系？

　　李立峯：我肯定没有资格评价中国传播学40年的发展，但可以谈一些个人观察和对历史的认知。10月初，我在重庆的一次传播学会议中提到，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发展，可以追溯到70年代后期。1977年，美国传播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并创立了硕士研究生课程。1978年，李金铨教授取得博士学位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助理教授。在此之前，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里的上一辈学者们，如余也鲁教授、魏大公教授等，虽然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其实并没多做当代意义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我们可以说，1978年也是传播学研究在香港发芽的年份。

　　当然，这种历史追溯，难免是一种对过去的建构，说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传播学在1978年开始，并不等于从那一年起，我们就见到大量有水平的研究成果。就算在香港，李金铨教授第一次在中文大学任教只有短短4年，不算做过很多以香港为对象的研究。他在那时期对香港传播学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培养了陈韬文教授、李少南教授、苏钥机教授等几位重要学者。1986年陈韬文和李少南两位老师回母校任教，加上朱立教授及其他几位中文大学及浸会大学的学者，80年代后期，关于香港媒体与社会的学术研究才真正起步。

　　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向外开放的国际都市，大学学者大都从英美著名院校学成归来。这批学者从一开始就置身国际学术界中，对香港媒体的问题进行研究时，他们意识到要把香港的问题概念化，使本来是本土的特殊现象，变为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对象。1991年陈韬文及李金铨两位的著作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公共传播与政治过渡）是很好的例子。香港回归本来是很独特的历史过程，但两位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把香港视为“社会实验室”，指出回归的过程，正好让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如何响应权力结构转变。他们在书中提出的“适应政治”和“间歇反复”等概念和现象，以及由这些概念组成的框架，是可以用来分析其他转型社会中的媒体转变的。

　　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发展，却有非常不一样的轨迹。即使改革开放开始，也不等于内地的学子们跟国际学术界实时展开了深入和频繁的交流。80年代至90年代初从中国内地到海外留学的传播学人，包括我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潘忠党、后来有机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共事的前辈祝建华教授等，在美国学术界早已有一定名望。适逢90年代开始，香港也成为内地传播学界跟国际传播学界开始接轨的桥梁。以上提到的身在香港和美国的华人传播学者们的一些著作，大概也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早期经典。另外，通过一些香港院校的项目，例如香港城市大学的青年学者访问计划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一年一度的工作坊等，香港和内地的传播学界有了更多的交流，对促进传播学研究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吧。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和学术界自身的发展，过去十几年来，内地的传播学界直接跟国际的接触越来越多，很多优秀的学者以各种身份从欧美回到内地协助学科发展，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受的训练也越来越严谨。不可否认，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传播学有颇大的进展，在国际上也得到更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