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8日，在北京武警总医院，医护人员在获取捐献者器官后，对死者进行默哀。(被采访者供图)

　　虽然停用死囚器官，在相关领域人士看来，不会导致器官供给的急剧下降，但是目前我国器官供给严重不足，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PMP——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是国际社会衡量一国器官捐献情况的黄金指数。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的资料显示，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工作在2010年3月正式启动后，当年PMP算下来只有0.03。

　　到2014年，我国全年实现的捐献已有1699例(共捐4548个器官)，PMP飙升至1.24，但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仍然相去甚远。据相关统计，西班牙的PMP为34.23，美国的PMP为25.68。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后留全尸等传统的观念意识，固然是造成国人对逝世后捐献器官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当有潜在器官捐献者表达出明确的捐献意愿时，我国现有的捐献与移植体系，能够保障捐献的顺利完成和公平分配，帮助捐献者为社会奉献最后一份爱心吗？

　　非移植医院不愿配合

　　陈女士是广东省河源市人，病后不治，器官捐献是她最后的心愿。她的直系亲属——年过花甲的丈夫、80多岁的老母亲、已经怀孕在身的女儿，都非常支持陈女士的决定。在陈女士弥留之际，家属主动联系红十字会，希望完成陈女士的心愿。

　　陈女士在河源就医的医院不具备相关资质，只能经过协调安排，由具备资质的器官获取组织的移植医生，前来为陈女士做器官获取手术。但是移植医生到位后，这家医院拒不配合，担心风险，不允许在本院实施手术，坚持要求陈女士转院。

　　陈女士病情容不得转院，随时面临心脏停跳的可能，而心脏一旦停跳，就难以获取器官了。几番沟通，这家医院不予妥协，医生们无奈只好送陈女士转院到广州实施器官获取手术。河源距离广州的最近路线是220公里，而就在救护车距离广州城区还有10公里的时候，陈女士的心脏停跳。

　　救护车停在高速路的紧急停车带上，医生们在车上抢救，陈女士的家属在车前下跪，恳请医生一定要尽力实现陈女士最后的心愿，可已无力回天，最终只捐献了角膜。陈女士的女儿悲痛到流产，但她没有责备医生们一句话，只说：“医生尽心了，我们看到了。只是我妈妈，跟这个世界无缘……”

　　陈女士的遗憾并非孤例。

　　粗略估计，中国有两万家医院，但是目前具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在其余的医疗机构中(以下简称“非移植医院”)，尤其是个别基层医院和民营医院，由于担心器官获取手术产生的风险，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会拒绝在本院实施器官获取手术，导致捐献者的心愿无法实现。

　　深圳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非移植医院的不配合，是他们在协调器官捐献过程中，面临最常见的困难之一。

　　目前我国虽然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对红十字会和移植医院在获取与分配过程中，有着一定程度的约束和规范，但是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非移植医院必须配合，更谈不上如果不配合，将会对它们实施什么样的惩处。

　　“全国那么多家医院，只要有ICU、有急诊、有120救护车，承担急救工作的医疗机构，不管你有没有获取器官或者从事移植手术的资质，都应该有义务把潜在捐献者的信息，主动告知红十字会，并配合器官获取工作！”赵丽珍再三强调，“只要把这些纳入到医疗行为规范当中，中国就不愁没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