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阚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对象和范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区和社群正在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场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这样分析。

　　5月25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治理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展望(2016)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研讨当前中国基层治理的诸多课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又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上述论坛上，专家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房宁在研讨会上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经济快速发现的同时，中国社会结构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场域”正在深刻变化。

　　“这里的‘场域’是个抽象概念，主要指社会治理对象所存在的时空。”房宁说，过去，中国基层治理的范围主要是针对因工作联系建立起的“场域”，例如城市中的工厂、机关、学校以及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等，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原本的社会治理的“场域”已被社会发展所颠覆。

　　房宁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基层治理的体系相对稳定，例如，农村的人民公社都是成建制发展，全国范围内的公社基本都一样，基层治理的模式大致相同，城市中的各个机关单位的治理模式也大都一致。但是，市场经济时代，过去的那种单一结构不存在了，多元化的社会中，原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被打乱。

　　房宁分析，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中的城乡、地域等等，社会流动性不大，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性速度提高，这也是中国基层治理“场域”变化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社会流动性加快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开始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更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

　　传统的基层治理“场域”已不再，那么，新的“场域”到底在哪？

　　房宁说，目前来看，中国基层治理的“新场域”主要的着力点在社区和社群。社区就是居住地，无论社会多么多样化，社会流动性多么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对稳定的存在就是社区；社群主要是指网络时代，打破职业边界、地域边界形成的新型的人文共同体，例如自行车协会、跑团、志愿者组织等等。

　　“社区和社群的治理，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基层治理的‘龙头’，‘场域’改变了，如果再用以往的治理方式进行操作自然无法奏效。”房宁说，认识这种“场域”的变化趋势是当前研究中国基层治理诸多课题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