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经济学界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时，大体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框架的，得出的结论大多偏于保守甚至悲观。在我看来，目前运用现代主流经济理论解释我国的诸多现象时遭遇日益严重的困难，这种困难恰恰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自身的薄弱与空洞。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吸取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因素，形成关于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那么，我们就会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的独特国情与“制度优势”形成新的认识，从而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长期增长前景形成乐观的判断。

　　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所谓现代经济增长，既有普适意义的共性规律，更有与不同经济制度相联系的特殊规律。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下的增长方式存在着某些难以克服的根本弊病，而我国则完全有可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优势，争取实现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超常经济增长。

　　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基础结构

　　政治经济学考察现代经济增长时，不是简单停留在宏观经济学三驾马车或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要素及要素生产率上，而是要更加深入，进一步考察生产要素背后的供给方式，有效需求背后的分配方式，以及作为驱动经济主体行动的经济制度。要素供给，有效需求、收入分配与经济制度，构成了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基础。

　　要素供给能力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有着重大意义。需要强调的是，索洛增长模型中的生产要素只考虑了资本与劳动两项，而马克思和诸多经济学家还将土地、自然资源，乃至生态环境包括进去。其中能源在现代经济中显示出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广义生产要素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大类：一是由单个企业投资能生产出来的要素，如工作母机和某些矿产资源等；二是单个企业不愿投资积累的要素，如生态环境和新的能源体系等，而这些通常是规模超大，周期超长，未来风险极难预料的领域。就是说，存在着“私人投资的要素”和“私人不愿投资的要素”这两类生产要素。由此推论，如何综合运用政府、企业和市场自发力量，构造一国广义要素供给体系，对长期增长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