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县发掘报告》是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时隔一甲子，坊间早已难觅这部报告的踪影，典藏机构也大多视为珍藏，不轻易示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重印这部考古学经典著作，不啻是学界福音。重读辉县报告，重温辉县发掘，我们更能体悟这次发掘和这部报告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一

　　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导的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近代科学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1928年，在傅斯年的积极筹划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下设考古组，中国才第一次拥有了国家级的考古学专门研究机构。从1928年至1937年，考古组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为契机，培养出以“考古组十弟兄”为代表的第一代本土考古学者。

　　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正式成立。考古所以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留守人员为班底，所长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实际负责所务。这个新机构的研究人员只有8人，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14人，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全部的考古力量。

　　考古所成立伊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人员不足，急需培训干部，扩大研究队伍。为此，考古所于1950年10月组团前往河南辉县（当时属平原省）开展发掘工作。发掘团由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为副团长、苏秉琦为秘书长，另有技术人员和技工多人，发掘团的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辉县发掘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培训为主要目标的田野考古。

　　二

　　田野考古培训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发掘古代遗址，二是如何编写发掘报告。这两项工作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辉县发掘报告》的出版，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在一定时间内尽快出版考古报告的先河，这一条在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被不断地重申、强调，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惯例和硬要求。

　　发掘团中负责指导的三位老师都有各自的发掘经历。夏鼐自不必多说，郭宝钧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却是“老殷墟”，早在1928年，他即以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参加了史语所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从此与考古结缘。殷墟之外，他还参加了史语所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并以河南古迹研究会名义主持了濬县辛村卫国墓地、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墓葬发掘方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苏秉琦先生1934年夏自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可以说，夏、郭、苏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准。

　　三位指导老师有明确的分工：夏鼐全面负责发掘，并辅导几位年轻人的田野工作实践；郭宝钧参与指导并做实际田野工作，同时负责与地方交涉；苏秉琦负责业务管理，掌管墓葬钻探情况，负责墓葬的编号和分配，以及向考古所写工作汇报等行政事务。上述分工，既与他们三人的工作经历和业务专长密切相关，也是中国考古学当时所处阶段的必然结果。

　　考古报告的编写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核心环节。辉县发掘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报告只有两本——梁思永主持编写的《城子崖》和苏秉琦独立完成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部发掘报告的质量，主要有两点决定性因素：一是田野发掘的水平，二是报告编写的体例。《城子崖》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斗鸡台遗址是北平研究院田野发掘的第一站，在1934年至1937年间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受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方法了，但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所揭示的相关内容来看，当时的发掘水平无疑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如对墓葬的描述都比较简单，很多墓葬缺少平面图，更无剖面图。但由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是由苏秉琦一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他结合发掘材料的实际情况而独创了一套不同于《城子崖》的报告编写体例，特别是他为解决墓葬的年代和分期问题而撰写的附录——“瓦鬲的研究”，更是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