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秩序新陈代谢、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总书记以天下为己任，继往开来、锐意进取，提出了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全球治理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对外战略主动权，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中国外交传统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历史背景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追根溯源，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可谓厚积薄发，主要有两大来源。

　　首先，是对以先秦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现了以德政、仁政、王道等为内涵的“修齐治平”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与“协和万邦”的外交哲学以及“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政治追求。其次，是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历代领导人统筹维护国家正当权益与国际公平正义，始终坚守发展中国家立场，就改革完善国际治理规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宝贵的思想贡献。

　　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原则。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第一次完整列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随后又在1955年4月召开的印尼万隆会议（亚非会议）上被扩展为“十项原则”，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圭臬。面对西方列强的分化与新独立民族国家的疑虑，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著名讲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求同存异”一词从此不胫而走，其主张不以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异同来对外划线，而是着眼于彼此的共同利益。

　　二是改革开放后提倡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8年对来访的印度总理拉·甘地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邓小平还在1990年7月会见外宾时强调指出：“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三是首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在2006年8月召开的首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包括四个支柱：政治上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文化上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安全上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国际格局巨变与中国实力倍增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现实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与欧盟先后爆发）后世界力量对比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以G20为主要代表的国家间“平等共治”成为现实。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实力支撑和新的理念指引下，中国抓住了新的机遇，在全球治理上成就了大作为。国际格局新变化是中国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大背景，新变化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此消彼长、一降一升。根据IMF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按购买力平价标准，以2015年计），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现已高达57.6%，而发达经济体仅占42.4%，“金砖五国”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分别占17.3%、7.0%、3.3%、2.8%，合计占30.4%，接近追平西方“七国集团”所占比例（31.4%）。

　　二是主要战略力量进一步多极化，大致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脱欧”后的英国、日本、印度等七大力量，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现为“一超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