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3日，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举办第一期战略传播沙龙。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主持，邀请新书《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作者、75后青年学者鄢一龙、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及来自其他高校的嘉宾学者等，分享对中国政治的观察与思考。环球网评论频道特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大道之行》封面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欧树军：中国不该再步西方“衰退停滞”的后尘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成了影响至今金融危机，这就刺激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所处的世界体系。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生产体系，的确存在一些周期性的问题，尤其是在金融、财政和经济上。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完成了一个“休养生息”阶段。经济繁荣不再持续，出现通胀、停滞甚至衰退。福利体系和人口老龄化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经济衰退带来的经济停滞，西方国家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石油危机。这些问题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进程在加快。这也是《21世纪资本论》中谈到的问题。由于资本收益持续增加，而劳动收益长期止步不前，两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全球化现象。

　　这样一个世界进程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到世界的层面，放在世界范围内，通盘思考;同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观察，不仅仅注意到全球化的积极层面，也要关注其消极的方面。(作者是新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

　　章永乐：对于中国制度，我们没有妄自菲薄的理由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上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体，因为这种政体以所谓“普世价值”为追求。然而，追求一种价值，并不等于就能实现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中实现同一种价值，往往需要不同的制度工具。还有种观点建立在历史阶段论基础之上，认为欧美的政体在现阶段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但随着中国达到与欧美相当的发展阶段，就应当采取那样的政体。但这种历史阶段论的要害在于，它并没有考虑到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事实上，即便是欧美自身的政治体系也在经历着严峻考验。从表面上看，冷战是西方赢了，但随后经济全球化波涛汹涌，信息技术的发展塑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模式，这就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许多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洼地”，导致发达国家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国家税基被削弱，财政上“开源”变得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人口寿命的增长，“去工业化”带来的失业问题，都使得福利支出持续增加。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者如果向富人加税，往往会导致资本外逃，经济恶化间接导致丧失选票;执政者如果削减穷人的福利，往往会直接丧失选票。政府两头都得罪不起，既不能开源也不能节流，其结果就是高负债运作，但这就使得政府很难做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投资。另外，社会的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少数人群可以在短时间内放大自己的声音，对原有的代议制民主格局形成很大冲击。各种否决力量此起彼伏，政府行为就出现了“短期化”倾向，很难有定力去做长线决策。

　　而对处于工业化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克服短期行为，做明智的长远决策的政府。但只在形式上建立某种政体，保证不了领导力。亚投行受到发展中国家很大的欢迎，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碰到的不仅仅是资金不足，同时也是政府领导能力不足，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不仅是雄厚的资金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而发达国家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所以中国不必妄自菲薄，我们是与发达国家一起在探索适合人类未来的、更好的政治制度。(作者是新书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