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布德（G. Budde）所作吕德斯与其夫人（1924、1926）铜像以及泰厄·施劳伊斯纳（Thea Schleusner）所作韦伯肖像水彩画（1902）。铜像原藏于柏林科学院，德国分裂之后存于柏林自由大学；水彩画原为吐火罗语学家威廉·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所藏。现均暂存于柏林自由大学原印度学系主任哈利·法尔克（Harry Falk）教授办公室内。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掀起了印度热。趁此机会，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现为复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的他，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Indologie und Iranistik），获博士学位，掌握梵语、藏语、巴利语等多种专业外语，研究领域包括吠陀与吠陀宗教文学，中印文学比较，印度大小乘佛教，印、藏、汉佛教文献比较及梵语写本等。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印度学的来龙去脉。在他看来，中国的印度学未来想要取得发展，唯有向德国等国家学习，老老实实地从“工业1.0”做起。

　　能否请您先从整体上介绍一下印度学这门学科的概念范畴及起源？

　　刘震：对“印度学”（Indologie/Indology）这个概念的争论，西方长久有之，现在愈演愈烈。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化一下，否则一开始就会陷入概念史的泥淖中，无法进一步展开讨论。

　　目前，欧洲、英美和印度本土都对这个学科名称及其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鉴于这个学科如此命名是源自德国（几年前只有德文维基百科才收入该词），因此这里还是采用欧洲、特别是德国学界的定义；倘若采用其他地区的定义，那么“印度学”完全可以为另外的名称取代，而这里所说的并非印度学之外的学科。

　　“印度学”由“印度”（Indo-）和“学”（-logie/-logy）构成，比较直观的释义就是：有关印度的Philology。维基百科相关定义则综合了各家观点：一门人文学科，致力于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定义可类比其他以-logie/-logy和-stik结尾的学科，如汉学（Sinology）、日耳曼语言文学（Germanistik）等。

　　值得一提的是，和Philology大家庭的其他学科一样，“印度学”并非一门经世之学。哪怕是对现代印度的研究，也应该遵循原先的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方法论，改变的只是研究对象而已，即“现代印度之学”(study on mordern India)，而非“现代之印度学”(mordern study on India)。 一旦方法论改变了，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称之为“印度学”，完全可以和英美一样，或将它拆散，分到其他各个系科中去，或改名为“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或者和印度一样，将Indology视为印度文化史。

　　对印度的研究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否请您梳理一下这个演变过程？

　　刘震：印度学研究序幕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我们称之为传教士和旅行者时代。当时的旅行者和传教士学会了某种印度语言，对印度文学作过些报道。第一批梵语语法书，是由欧洲的传教士所作。奥地利的传教士巴尔托罗梅奥（Paolino da San Bartolomeo，1748-1806）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先后出版了两部梵语语法书。他也是西方第一个梵语语言学家、文献学家。

　　之后，就是英国－印度时代了。系统地研究印度的文学和语言始于十八世纪末期，起先出于实用的目的——了解印度当地的法律，一些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人，在印度总督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的倡导下，为了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治久安，从事梵文的语言和文学研究。其中的佼佼者有三位：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1749/50-1830）、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1837）。

　　前面您谈到英国的印度学研究，说来有趣，虽然印度曾经被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被纳入英帝国的全球势力范围，但是印度学的重镇还是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您本人也是在德国接受的印度学训练。可否请您谈谈德国的印度学研究？

　　刘震：德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与浪漫主义紧密相关。

　　前面提到三位在印度学梵语的英国人，其实还有一位海军军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62-1824）。因为拿破仑战争，他被强留在巴黎，在那里他认识了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当时在德国只有印度文学作品的再译本，但在社会上反响极大。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跟从汉密尔顿学了梵语，其成果就是印度学的奠基作品“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 1808），而一年之前，他已经将《利益示教》译成德语，这也是第一部直接翻译成德语的印度文献。一个新学科的学术规范由此树立。他的兄长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受其弟影响，成为德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梵文学者。大施莱格尔的梵文也在法国巴黎学成，老师是法国的第一位梵语学者谢赛（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 1773-1832）。1818年波恩大学成立，并为大施莱格尔设立了德国第一个梵语教授的席位。1823年《印度图书馆》（Indische Bibliothek）杂志由大施莱格尔创办。他还编辑和翻译了《薄伽梵歌》（拉丁语），编辑了《罗摩衍那》（Rāmāya a），但未完成。

　　最开始的梵语研究是与比较语言学相联系的。与施莱格尔兄弟同时代学习梵语的还有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 1791-1867）。虽然翻译了一些《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插话——最著名的莫过于《那罗传》（Nala），成为了欧洲各大学梵文学习的第一篇阅读课文，但他的兴趣主要在语言本身。他曾经编有一系列梵语语法和词汇表，最主要的著作是《比较语言学》（Vergleichende Grammatik, 1833-1852, 第三版1868-1871）。1821年起，他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成为印度日耳曼学（Indogermanistik）的奠基人。虽然前人对比较语言有所提及（比如琼斯），但波普于1816年所发表的《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über das Conjun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 Sprache）成为印度日耳曼学的开山之作，该作品发表之后，该学科就正式步入了学术殿堂。此时，德国印度语文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的研究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包括语言学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印度学家阿道夫·弗里德里希·斯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 1807-1887）、奥托·冯·波特林克（Otto von Bhtlingk, 1815-1904）等，还有诗人和翻译家弗里德里希·吕克尔特（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谢赛和大施莱格尔的一位学生，挪威－德国人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 1800-1876）以其四卷本的名著《印度古代文化研究》（Indische Alterthumskunde，1844-1862；第一、二卷第二版1867-1873），在德国建立了印度古代文化研究（Altertumswissenschaft）这一学科。在法国，最伟大的印度学家是谢赛的继任者欧热恩·布诺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他和拉森合作发表了《论巴利语》（Essai sur le Pāli, 1826）和《印度佛教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rie du Bouddhisme indien, 1844），介绍了巴利和佛教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