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秦汉时期,要巩固国家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就要面对文化问题。秦朝的失败,与其推行文化政策操之过急有关;汉初东西异制的政策虽缓解了文化冲突,但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对此,儒家学者适时提出了“德教”的主张。最终,“中庸之道”获得了广泛共识,儒家的“礼”成为社会制度的主体,维系着道德伦理秩序。

　　【摘要】秦汉时期,要巩固国家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就要面对文化问题。秦朝的失败,与其推行文化政策操之过急有关;汉初东西异制的政策虽缓解了文化冲突,但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对此,儒家学者适时提出了“德教”的主张。最终,“中庸之道”获得了广泛共识,儒家的“礼”成为社会制度的主体,维系着道德伦理秩序。

　　【关键词】秦汉时期 社会治理 习俗 教化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巩固国家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就要面对文化问题。一个国家要对国内的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必须建立统一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而要建立统一的制度,必须要有统一的文化。对于秦朝和汉朝这样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对不同的文化区域进行统一管理,成为一大难题。

　　秦朝的失败,与其推行文化政策操之过急有关

　　如何对待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成为秦朝建立后面对的首要问题。秦朝的办法是用法律手段强行统一文化。秦在统一过程中,每征服一个王国,就在当地设置郡县,派出郡县长官,带着秦国的法令进行管理。随着统一战争的完成,秦的法令也被推广到全国。秦朝想用这种方式迅速完成文化统一,同时实现统一管理。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多次东巡,每次都要刻石立碑,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先说秦始皇即位后如何在秦国推行法制,使秦国政治清明、日益强盛,然后出兵征服东方六国,结束了六国的暴政。最后说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法制,“既平天下,不懈于治”“普施明法,经纬天下”,于是“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从这些碑文中,我们可看出秦朝对待东方文化的基本政策。

　　从碑文看,秦朝在东方地区推行政策似乎很顺利、很成功。其实不然,秦朝向东方各地推广秦法并不顺利。今天的湖北江陵一带,在战国时期是楚国的地域,后来被秦国占领,设置了南郡,由秦朝派出郡守进行管理。其中一位郡守名滕,他在一篇发给下属县道的文告中说,“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所以国家要制定和颁布“法律令”,用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这是秦朝在东方各地推广秦国法律的用意,也是郡县长官们的使命。但滕上任后发现,法律令在南郡并没有被认真执行。于是他向南郡所属各县道重申朝廷的法律令,并且规定:今后县道长官对民间的违法行为若不能及时发现,就是“不胜任”,发现了不敢管就是“不廉”,这些都是大罪,要受到严厉处罚。他想用这种方式在南郡强制推行秦朝的法律。南郡的例子很典型,东方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的问题。

　　历史证明,秦朝的做法失败了,所以秦朝二世而亡。过去都说秦灭亡是因为秦朝的统治过于残暴,其实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秦末农民暴动中的东方将领之口,特别是楚军将领之口,后来又被汉代儒生加以放大和渲染,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从出土的秦朝法律看,秦的法律相当严格细密;从史书的记载看,秦朝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的确比较重。所以,秦朝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国家要有法律,但法网不能太密,执法也不能太严。文吏,也被称作“刀笔吏”,他们的特点是熟悉法律,并且严格执法。自从秦朝失败以后,这种“文吏作风”就受到批判和压制。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法治精神,与此有关。

　　其实,秦朝的“严刑峻法”之所以行不通,和当时的区域文化差异有关。从司马迁对秦末反秦战争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秦的法律在东方社会的确引起人们的反感,尤其是南方的楚地、山东半岛的齐地和河北的赵地。这几个地区文化传统深厚,和秦朝法律的差异及冲突较大。所以在这场反秦暴动中,楚人表现得最积极,著名领袖人物陈胜、项羽、刘邦都是楚人,其次是齐人和赵人,最不积极的是关中的秦人,完全没有发生暴动。这说明秦朝的失败与其推行的东方政策有重大关系。在统一文化这个问题上,秦朝操之过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