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强调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联系到一年前中纪委和最高检相继发出通知,要求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说明农村黑恶势力是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那么,当前农村黑恶势力呈现出哪些特征?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斗争?

　　个体农民与市场主体间较高的交易成本,为黑恶势力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

　　1983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国首次开展了“严打”行动。其背景是,城市中的团伙犯罪突出,多次出现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但彼时农村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且农村资源较为贫乏,黑恶势力还较为罕见。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显著表现是农村出现了原子化现象,很多村庄失去了传统的自我组织能力,即便有若干宗族势力,也很难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其中,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启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进程,一些农村地区变成了“空心村”,更无组织可言。从黑恶势力的生存条件来说,“空心村”并不足以支持乡村“混混”黑社会组织化,但却为有些颇有经营头脑的“能人”提供了获利空间。由于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无能力自主挖掘村庄内部的市场机会;而那些生活在县城、集镇的地方“能人”,则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开发村庄内部的市场资源。为了顺利进村承包集体资产,开发自然资源,乃至于承接工程,他们惯于利用那些游手好闲的乡村“混混”做“马仔”。这些“马仔”,既可利用其在村庄中的熟人优势,为地方“能人”提供信息,甚至于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扮红脸”;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威逼利诱群众,“扮白脸”。

　　而处于城郊或是有矿产资源、交通条件较好的农村,具有前所未有的市场机会,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所有人追逐的共同目标,谁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灰色利益链。其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希望发展地方经济,为民造福,为此引入资本下乡;村庄集体也希望借此为民造福,发展集体经济;而分散的农民个体也希望从中获取利益。问题在于,在原子化的村庄中,分散的农民根本就难以组织起来与地方政府和资本进行谈判,反而容易在共同的利益面前相互攀比,相互算计。在集体行动能力缺失的情况下,利益分配必然失衡。一些村庄精英凭借其资本、人脉、权力及把握时机的能力,顺利获得了超额利益;普通村民则成为利益受损者,一些不甘心的村民通过充当“钉子户”向利益相关方要价。正是个体农民与市场主体间较高的交易成本,为黑恶势力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这些黑恶势力既可以合法地承包小工程,获取正当利益;又可以充当市场主体与“钉子户”之间的中介,牟取灰色利益。

　　农村黑恶势力往往是由乡村“混混”连接起来的利益团伙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原子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巨大市场机会,扩大了农村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其本质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矿产、建筑、拆迁、交通等领域,都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对于外来资本而言,如何有效进村始终是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资本下乡”过程都需要找到中介。在市场经济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乡村社会的今天,黑恶势力凭借其较强的组织能力,填补了乡村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组织真空。大量的乡村“混混”聚集在那些有经营头脑的地方“能人”那里,通过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在市场经济中获取灰色利益。仅仅依靠暴力获取利益的乡村“混混”,已经极为少见。

　　农村黑恶势力往往是由各个乡村“混混”连接起来的利益团伙,其连接的纽带是地方“能人”。多数情况下,这些“混混”并不以黑恶势力的脸面示人,而往往以市场主体面目示人。他们并不会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而更愿意“公平交易”,哪怕碰到交易困难,也只愿意通过言语威胁等“软暴力”作为辅助手段,非到不得已不会拳脚相加。这意味着,有的已经告别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崇尚暴力、通过敲诈勒索“豪夺”利益的时代,也摒弃了只为义气拳脚相加的做法。哪怕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有的也更愿意花一些心思“巧取”。比如,不少黑恶势力利用其熟悉农民的利益诉求,也熟悉开发商苦衷的便利,在土地、矿产等资源开发过程中,一面怂恿农民为提高补偿标准而设置阻碍,一面向开发商索要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