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由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2018年《中国大运河蓝皮书》发布会暨“大运河文化带”研讨会在京举行。作为第一本中国大运河年度发展报告, 该蓝皮书对中国大运河水利工程、交通运输、旅游开发、学术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带建设、运河城镇等方面发展状况做出了细致考察和梳理，与会学者就报告所涉及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续写“申遗”佳话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对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批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拉开了序幕。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孝聪在发言中强调，“申遗”成功是续写大运河当代故事的开端，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运河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传承利用和运河沿线区域的全面发展。

　　WCCO专家委员会主任张跃进表示，包括中国大运河在内列入世界遗产内的运河全世界范围内共有六条，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大运河仍然持续在交通、水利、灌溉、南水北调，在改善生态、美化环境、孕育文化、促进交流等多个层面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我们应该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总书记的指示和批示精神，以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世界观重新、充分认识大运河文化的建设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三篇文章，共同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标志品牌。

　　《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18）》利用官方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对申遗成功以来中国大运河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做出细致的考察和梳理，目前大运河共有27段河道与58处遗产点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分布于2个直辖市、6个省和25个地级市。自“申遗”成功以来，各省市十分重视遗产点（段）的保护工作。“所谓大运河文化带是以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指导，以运河水工遗存、附属设施和相关遗存为基础，以运河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为主要对象，以运河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为主要载体的带状功能区域。”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认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要特点是：发展战略的首创性；规模形制上的大尺度；展示利用的多元化。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大运河线性遗产廊道建设的内在需要。

　　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维度实现大运河发展

　　《报告》调查发现，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出台各类大运河规划、规范、法规，内容涉及遗产保护、旅游规划、河道管理、交通运输等，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利用及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目标和框架。在国家和地方政策驱动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步入快车道；许多城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如《报告》分析大运河浙江段时指出，浙江省及其运河沿线地区相关政府和部门，高度重视运河遗产保护利用，按照国内外先进的保护理念，在运河遗产资源调研、世界遗产遴选申报、持续加大保护利用等方面，全面兼顾，通力合作，加强组织建设，加大法制保障，落实保护规划，积极修缮整治，全面展示宣传，共享活化成果，努力保护运河文化遗产，积极建设运河文化带，有力推动运河沿线生态景观修复、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文化复兴。

　　研究团队在调研中也发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目前还存在一定制约因素，比如思想比较保守、“多龙”治理、规划难度大等。《报告》建议，要通过建立良好的协调发展机制，共建大运河文化带，包括大运河流经区域政府间的协作、区域合作基础上的全线运河城市的合作、推动建立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共同协作的机制三个层面。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许立全也强调，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目前可操作与未来可实施之间的关系。要用统筹、系统、科学的眼光来看问题，运河沿岸的经济文化发展要与社会现实、生态环境、民众生活结合起来。

　　学者们特别强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生态价值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所长于冰认为，应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维度来看大运河的遗产定位，既包括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景观价值还应该包含其生态价值，将其看作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园，实现其历史价值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当代服务，为公共生活服务。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在书面发言中表示，大运河的发生、发展是人类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结合的典型历史案例，应为大运河文化带营造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共生共存、同步优化的环境形态，把大运河及其生态的保护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改革试点。

　　运河学研究讲述大运河“前世今生”

　　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离不开近年来运河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报告》对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的运河学研究论著、学术会议、考古发掘、课题立项等方面进行了学术回顾。仅在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之间，国内共出版与运河相关的著作23部，共发表运河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内容涉及运河遗产与保护、运河科技与航运、运河旅游与开发、运河图像与档案、运河传说与口述等方面。关于运河的学术会议丰富多彩，反映了“运河学”研究的持续升温，自2016年至2017年，相关各类国家课题项目申报获批10余项。运河研究日益关注学术研究历史性与现实应用性的完美融合，如对“河长制”的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正凸显了运河研究中对历史性与现实性内在联系的重视。

　　与会学者认为，将中国大运河研究上升到具有更为共识性意义的运河学研究，既需要本土的中国问题意识，也需要世界视野。运河学研究需要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更需要与世界运河城市的互动与共享。张跃进介绍说，据WCCO统计，全世界范围内共有520多条运河，分布在50多个国家，沿运河国家城市近3000座。运河的本质在于沟通，它具有促进交往、开发、融通的特质。WCCO努力在促进世界运河城市合作方面当好“使者”，搭建机制性的交流平台，分享遗产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成功案例。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集聚更多的世界目光，汇聚更多的全球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建议，运河学研究应拓展视野，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研究者应看到历史和现实全方位的大运河发展；空间的维度来看，透过全球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可以从关注中国运河拓展到世界运河的研究。提升运河文化的传播影响力可以考虑将学术研究的成果通过大众新媒体技术加以转化，从而讲活大运河历史和当代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