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双方一直在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处之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诉求意图明显。特别在首脑外交领域，双方的互动积极有效，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两国首脑间访问走向常规化；首脑会晤形式多样化并逐渐制度化；首脑间致电通话内容深入化；首脑间交流层次更加多元化。中美首脑外交全面展开，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关系正常发展，而且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理论意义在于，中美首脑外交发展，可以为破解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防范和冲突的历史难题提供新的范式；现实意义在于，两国首脑的外交形式更加多样，逐渐形成交流机制，有助于中美增加战略互信，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推动地区性事务和全球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首脑外交；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首脑访问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继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后，又遭受了金融危机，在对华关系上开始接受“竞争-合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更加注意和加强了与中国多方位的战略合作。中国则坚持“大国是关键”的外交格局，不断加强和改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2006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在多种场合明确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主张。 ①在外交形式上和内容上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两国首脑外交的深入开展，已然成为新世纪两国新型大国构建中的新亮点。这一方面表明，中美双方在通过高端互动，加深彼此间了解，维持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方面取得了共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美双方都认为在事关地区和国际安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的诸多问题上，双边立场的协调和战略上的合作至关重要。

　　中美首脑外交的概念界定

　　最早赋予首脑以外交意义的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50年他号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召集首脑会议，共同对付所谓“铁幕后的威胁”。[1] 其后，在1955年东西方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后，西方新闻界开始频频使用这一“首脑外交”（Summit diplomacy）术语，对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会议进程进行报道。[2] 首脑一般指掌握着国家最高行政权的行政首长，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国家的最高领袖，也是国家内政外交的最后决策人。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其最高权力往往掌握在不同职位的人手中，很难对首脑外交做出统一定义，① 只能根据所研究的国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我们需要根据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差异对首脑外交概念进行具体界定。我们认为，两国首脑外交的主体可以细划为国家元首级外交和首脑级外交两个范畴。

　　从狭义上讲，两国首脑外交的主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或总书记和美国总统。中国是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一经产生，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物。美国是总统制国家，由总统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基本上独揽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同时又担任政党领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亦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物。因此，我们可以将两国首脑外交的最高层级定义为国家元首级外交。

　　从广义上讲，两国首脑外交的主体还可以适当有所外延。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通常，“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②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常委同时又是党和政府及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在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首脑”外交的外延可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参与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所有方面。[3] 根据外交对等原则，美国参与首脑外交的主体外延也可相应扩大到副总统和参众两院最高领导人等。因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一方为国家首脑参与的外交行为；或从外延上满足以上级别的对等交往关系；或由国家元首任命、派遣特使从事的外交活动，都可以纳入中美首脑外交的范畴。③ 为了区别于国家元首级外交，我们将这些类型的首脑外交定义为两国首脑级外交。

　　其次，就首脑外交方式而言，美国学者艾尔默·普利施科指出首脑外交不仅包括首脑制定、发表政策、通过信件、电报、电话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通讯，还包括接待正式访问或非正式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参加礼仪大事、协商、谈判以及参加本国或外国召开的国际会议等。④ 我国学者鲁毅也指出首脑外交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首脑访问、首脑会晤、首脑通信通话、首脑派出特使或私人代表、首脑个人对外政策声明等。[4] 同时，由于国际外交实践在不断发展变化，首脑外交方式也会不断突破传统，出现新的内容，因而穷尽其形式十分困难。限于篇幅和资料，本文选择在首脑外交中最广泛使用、影响力最大的三种方式，即首脑访问（国事、正式）、首脑会晤（会见、接见）、首脑致电通话① 为分析样本，对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首脑外交进行基本数据的统计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两国首脑外交进行分析和研究。

　　新世纪中美首脑外交概况及特点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首脑就为中美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飞越半个地球前来中国访问，掀开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79年，邓小平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老布什就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选在了中国；90年代末，通过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两国首脑于1997年和1998年相继对彼此进行国事访问，使两国关系在经历低谷之后有所缓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大改善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首脑外交在形式和内容上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2002.4-2013.7间中美两国的首脑访问、会晤、致电通话数量进行了系统统计，见下图。② 数据显示，11年间中美两国首脑访问共10次，国家元首级访问4次，首脑级访问6次；两国国家首脑会晤共44次，其中国家元首级会晤21次；相互致电通话共计35次，其中国家元首级致电通话33次，可见，两国首脑外交，特别是国家元首级交往占据首脑外交的主要成分。

　　从两国首脑外交的主要内容看，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中美两国首脑访问常规化，探讨议题深入广泛。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至2001年底的30年间，中美两国首脑共先后访问14次， ③ 访问频次较低。2002年之后，中美首脑外交走向常规化，此后11年间两国首脑先后访问的次数就达10次，与过去30年基本持平。④ 且形成惯例，两国元首在自己的每一届任期均会先后相互出访，表明十分重视双边关系的发展。

　　从双方互访的内容上看，两国首脑主要关注以下几个议题：（1）中美两国关系定位问题。进入新世纪，两国关系不断成长，逐步迈向合作伙伴关系。经过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布什和胡锦涛互访等一系列会晤中，均指出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11年1月，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认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5] （2）“台湾问题”。2005年，布什在访华时明确表示：“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6] 2006年胡锦涛访美，布什总统再次表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也明确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基本维持一个中国框架。虽然美国政府继续与台湾进行变相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但通过首脑互访，美国更加清楚了解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严正立场。（3）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2006年4月胡锦涛在访美期间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要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保护各国知识产权人在华利益。[7] 2011年胡锦涛访美期间与奥巴马在白宫举办了两国元首和企业家共同参与的活动，并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联合书面采访，就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举措回答了提问。（4）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上的合作。2009年9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政府和企业签署了《中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11项合作文件，强调了两国在能源、环境领域的互利合作。9·11后，反恐也成为两国首脑正式访问时的重要议题。（5）两国立法机构首脑交流取得进展。自2004年美国国会参议员临时议长史蒂文斯率团访华，正式启动美国参院与中国人大之间的交流机制。[8] 此后，两国立法机构首脑在2009年实现了年内互访：2009年5月，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华，[9] 9月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访美。[10] 有力推动了双方在立法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了中国人大与美国议会之间的了解。

　　第二，中美两国首脑双边会晤场合选择多样化、多边首脑会晤定期性和制度化。首脑会晤主要由两种：双边和多边首脑会晤。① 两国元首的双边会晤虽然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能令人津津乐道。2002年，江泽民访美期间，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小布什的私人牧场与他进行了一场著名的“牧场会晤”；2008年，小布什来华观看奥运会，胡锦涛与他在瀛台举行会晤；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选择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一次“不打领带的会晤”。这种非正式的双边会晤规格虽高，但场合选择轻松，惬意，仪式简约，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时间相处，更有利于进行更深入的沟通，对于增进了解、加强私人关系，深入了解彼此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提供了机会和便利。

　　近年来，各种国际峰会也成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场合，主要有以下四种：（1）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美首脑会晤。小布什总统上任后首次与中国首脑会面就选在了这里。在太平洋沿岸各成员国轮流举办的这一会议，见证了自胡锦涛就任以来6次胡布会”（2003、2004、2005、2006、2007、2008）、1次“胡奥会”（2011）。②因此，APEC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场合之一。（2）G8（G20）峰会期间中美首脑会晤。2005年7月、2006年7月、2007年6月、2008年7月中美两国首脑在英国苏格兰鹰谷、俄罗斯圣彼得堡、德国海利根达姆、日本北海道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中都举行会晤，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③ 2009年，八国集团扩大为二十国集团，之后几年，中美两国首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均举行会晤，2010年更是先后两次在G20峰会上会晤。（3）联合国大会上中美举行首脑会晤。这一惯例始于1995年，江泽民在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同克林顿会晤。 之后的2000年和2005年双方在参加联合国会议期间，分别实现了“江克会”和“胡布会”，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看法。（4）核峰会上的两国首脑会晤。2010年4月12日至31日，首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11] 这是首次单独就核问题召开的多边性会议，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核恐怖的高度重视。胡锦涛与奥巴马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探讨了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作用等问题。2012年，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二届核峰会上，两国首脑再次会晤。这一多边外交舞台也成为了两国首脑交换意见、达成共识的重要场所。[12]

　　第三，中美两国首脑致电通话沟通及时，对话深入。中美两国首脑的直通电话通信线路建于1997年，两国确定了开设首脑热线，[13] 为增进相互信赖而建立新的对话渠道。英国学者贝里奇曾指出电话外交的好处：如果哪一方都不想让事态恶化，电话即刻更正和解释会取得特殊功效。[14]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事件发生后，应美国总统克林顿要求，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克对受伤人员和遇难者表示个人哀悼，并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要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这一通电话有效缓和了中美之间岌岌可危的外交关系，对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起到促进作用。

　　进入新世纪，中美首脑致电通话次数越来越频繁，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危机应对，不断出现善意表达和鼓励赞许，且直面热门话题，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表现：（1）两国首脑互致贺电。2004年美国大选布什顺利连任以及2008年奥巴马竞选胜利后，胡锦涛都在第一时间发去贺电表示祝贺。2002年胡锦涛和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国家主席时，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和奥巴马分别打来电话和发来贺电。（2）两国首脑针对中美关系发展状况交流意见。例如，2009年6月3日，胡锦涛同奥巴马通电话，奥巴马表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表示近期双方高层交往富有成果，美方愿继续同中方一道，就广泛的重要问题加强协调和合作，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发展。[15] 2012年11月15日，奥巴马再次就中美关系致电胡锦涛主席，表示珍视与胡锦涛一道为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几年，他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建设有利于两国人民福祉、促进地区与全球和平、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16] （3）两国首脑就朝核问题热线联系。2006年7月7日，胡锦涛应美国总统布什之约，专门针对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电话交换意见，布什表示了对朝鲜半岛的担忧，中方则表示要尽最大努力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17] （4）两国首脑针对金融危机问题进行沟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欧美金融危机。胡锦涛致电布什，强调美国政府应为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做努力，希望阻止危机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蔓延，中国将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18] 2009年底，胡锦涛与奥巴马通电表示祝贺当选的同时，也再次对美国金融危机形势表示关注。[19] （5）两国首脑对突发事件的致电慰问。胡锦涛分别于2011年5月1日美国发生龙卷风灾害、2012年10月31日东部风暴、2012年12月15日康涅狄格州枪杀事件致电奥巴马。[20]

　　第四，中美两国首脑级外交多元化。上个世纪，邓小平副总理和朱镕基总理都对美国进行过正式访问，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做出贡献。进入新世纪，除国家元首和国务院总理外，国家副主席、人大委员长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以及国家元首的特别代表，也参与到中美两国首脑外交往来之中。2002年和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和习近平分别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2004年和2011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切尼和拜登也分别来华进行访问。2003年12月，应美国总统布什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除正式出访以外，国务院总理还承担与美国客人会晤的“重担”。温家宝近十年中先后六次分别会晤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① 历届美国国务卿来华访问，国务院总理也都安排会见，表示彼此的尊重与重视。

　　两国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也逐渐频繁。2004年美国国会参议员临时议长史蒂文斯率团访华，正式启动美参院与中国人大之间的交流机制。②此后，中美两国立法机构广泛、频繁互访和接触。2008年全国人大外事委与美国会两院外委会、全国人大财经委与美参院财委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与美众院科技委展开对口交流。2009年，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在年内也实行互访，推进了双方友好交往和促使立法机构定期交流机制得到巩固和发展。200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③2010年10月，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访华，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会见并举行会谈。④

　　此外，中美两国元首还相互委派特别代表参与高级别的中美对话机制。2006年，布什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正鲍尔森与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举行会谈，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1] 该对话机制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每年进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自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共举行了五次战略经济对话。2008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战略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全方位的、最高级别的两国政府间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已经举行了五轮。

　　中美首脑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历史还警示我们，16世纪以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多伴随战争，因此，如何处理崛起的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双方都要面对的全新课题。中美两国的首脑外交在新世纪以来，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特点，为破解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防范和冲突的历史难题提供新的范式。当前，国际体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在冷战后一枝独秀的霸主地位受到严峻挑战，特别是由于中国快速发展引发的不安和焦虑。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2] 2012年中国的GDP已达到美国GDP的52.3%，[23] 是美国的最大债主和第三大出口市场。[24] 这种休戚相关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中美关系不应仅仅定义为竞争与对抗，而应开创适应时代特征的新的竞争-合作模式。两国首脑间的外交往来不仅可以校正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是对新形势下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进行的积极探索。

　　2013年9月20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就如何构建并实现新型大国关系从五个方面做出了阐释。这就是：一是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牢固的信任基石之上。二是大力促进务实合作，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深厚的利益纽带之上。三是积极加强人文交往，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四是不断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使这一关系建立在更加紧密的共同责任之上。五是重点加强亚太事务合作，使这一关系的构建先从亚太地区做起。[25] 事实证明，中美两国首脑之间的往来已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对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首先，通过中美首脑外交推动中美两国战略互疑向互信的转变，以筑牢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一是作为对手的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确有侵略和发起冲突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错误知觉冲突都难以避免。二是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家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冲突还是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就中美关系而言，“实际上中美两国都不愿意看到两国之间发生重大冲突并且两国基本上都是属于维持现状型国家，但过去十关系的起伏和波动使人们不得不考虑错误知觉这一微观因素所产生的作用。”[26]（P20）因此，消除互信不足、摆脱错误知觉和建立战略互信对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够准确地理解导致彼此不信任的那些问题的看法，两国便能很好地各自控制战略互疑问题。”[27] 据信，中美已建立起9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涵盖了政治、经贸、外交、科技、军事、文教等众多领域。其中较为重要的对话交流机制有首脑热线、军事热线、议会交流机制等，特别是首脑外交的深入开展，对于进一步增信释疑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通过首脑间往来，两国领导人可以就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自由交换意见，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当面沟通，大大增加了中美关系的透明度。从江泽民的“牧场会晤”、小布什总统的“奥运之行”，到习近平主席的“庄园会晤”，一次次打破常规的会谈，使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轻松的氛围下进行交流，程序不至于繁复，双方也不感到拘束，直面分歧，直切主题，深入互动，坦诚相见，在促进彼此理解、尊重的基础上，清晰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彼此的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这种高质量的成效恰恰是只有首脑会晤才有可能取得的。

　　其次，通过首脑外交加深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纽带，以促进地区性事务，特别是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会的地区，美国“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推出后，引起了中国朝野的高度关注。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王毅明确表示，中美要重点加强亚太事务合作，亚太可以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田”。要真正尊重和照顾对方的利益关切，争取在亚太热点问题的合作上取得实质性成果。他指出：“如果中美在亚太能够不冲突、不对抗，那么在其他地方就都可以和平相处；如果中美在亚太事务上能够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那么在其他问题上也可以开展合作。”[28] 之所以强调这一问题，其原因在于中美的战略合作的确存在着一些令人费解之处。例如，在全球战略事务方面的合作，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水平似乎比亚太事务上的双边合作更为顺畅。“简言之，越是离中国家门口近，中美合作就越是不顺畅，模糊面积就越大。”[29] 事实上，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中亚反恐问题等亚太问题始终都是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两国首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协调。例如，2004年，胡锦涛和布什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讨论了朝鲜半岛核问题。① 中方表示有足够的耐心、灵活和诚意，继续同美国及有关各方保持协调合作，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推进亚太一体化进程和地区合作方面两国首脑外交也有所建树。2009 年11 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强调，中美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支持构建和完善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双方将努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在亚太的贸易、投资和地区安全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30] 2011年以来中美已经建立起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旨在通过加强沟通、协调战略，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保障安全与稳定。随着亚太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美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也会日益明显地体现在亚太地区。两国首脑间的高端磋商，对于协调立场，避免误判，妥善处理危机，有效扩大合作，更加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在首脑外交的引领下，建立更加紧密的共同责任以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早在2012年春季习近平访美时，就向美国领导人表达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系列看法与建议。习近平指出，为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须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2013年春习近平与奥巴马“庄园峰会”时，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为此规划了路线图，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双方再次面对面地确认，两国应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以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31] 在此背景下，在接踵而至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以积极的姿态和切实的成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丰富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使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实践，向前迈出了扎实的一大步。从公布的会议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晰读到中美共同关切的全球性战略议题和经济议题极为广泛，涉及安全-军事、外交、人权、核不扩散-军控、气候变化、海洋法和极地事务、核安全、能源、汇率自由化、信息透明度、金融稳定、多边框架下的合作（特别是在 IMF、APEC、G20）、贸易与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银行监管等等，再次表明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早已大大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此次成立的新机制包括网络工作组、气候变化工作组、国际经济事务磋商、法律顾问磋商、全球发展对话、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航空节能减排计划等。双方将反恐事务磋商升格为副部长级，能源政策对话升格为部长级。[32] 这些机制的建设与运行充分表达了中美关系的日渐成熟，“历史上，全球性挑战从来没有在全球合作基础上得以解决，这是第一次全球共同处理这些挑战。这是中美两国议程上的新项目。”[33] 事实证明，两国首脑高屋建瓴的战略性会晤可以为国家间进行战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两国携手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发挥建设性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总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诉求及战略意图，两国首脑外交在新世纪呈现的特点正是这一诉求和意图的表现。两国首脑不断突破传统交往模式，赋予中美外交新的内涵，不仅促进中美关系良好发展，也为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当前，中国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政策，在外交上不断开拓进取，不仅注重改善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拓宽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而且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对外政策的全方位调整，为中美两国首脑外交往来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进一步扩大两国首脑的外交舞台和交流空间，增强首脑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丰富首脑外交的交往形式，落实首脑外交中达成的意向和共识，使两国首脑外交往来在构建中美两国新兴大国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宁做出应有的贡献，都是中美首脑外交亟待需要解决的新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