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原则共识以来，两国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和曲折前进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新的合作亮点、新的合作机制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新的分歧和摩擦也在不时涌现，中美关系的竞争面进一步凸显。合作与竞争共存并同步强化事实上成为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常态”。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合作 竞争

　　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取得多项共识和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双方既有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少分歧和矛盾，决定了合作与竞争共存并同步强化将成为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常态”。

　　一、 新型大国关系语境

　　自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提出以来，中美两国关于其内涵及路径既有基本的共识和默契，也有具体的分歧和认知差距，新型大国关系语境并不意味着中美认知达到了多么高度的统一，相反，无论当前还是未来它都是一个共识和分歧共存共生的认知复合体。

　　（一）理念、共识和默契

　　1、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新理念。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首次明确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1]。同年5月，胡锦涛主席为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提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3]。这标志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上升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大方针。

　　2、“庄园会晤”推动新型大国关系从中方理念上升为两国的元首共识。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得到了美国官方的积极回应。2013年3月，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演讲时称，“致力于构建现存大国与新型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次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华时明确表示，美国“将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目光定位美中关系”，与中方一道为“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强劲生命力”。2013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两国元首面对面地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还提出努力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了重点方向。

　　3、“瀛台夜话”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进行了再确认。“庄园会晤”以后，由于先后受到斯诺登事件、美国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过激反应、公开要求中国澄清南海断续线、因网络问题起诉5名中国军人、奥巴马会见达赖等一系列问题的干扰和影响，中美关系一度陷于紧张，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也备受质疑。2014年11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双方不仅回顾了自庄园会晤以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的进展，还深入探讨了如何“在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4]这实际上宣示了中美关系仍然运行在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上。

　　4、“白宫秋叙”标志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已部分转化为战略默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习近平主席到访美国的前一天称，“即使在两国分歧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仍然拒绝接受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简化逻辑和消极言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两国管控分歧的能力远大于此。”[5]白宫发布的成果清单重申“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共同致力于建设性管控分歧并扩大和深化诸领域合作。”[6]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7]奥巴马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也明确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他“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8]上述言论表明，致力于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限共识和战略默契。

　　（二）美方的忧虑、质疑和重构

　　自新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对于中国日益积极及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努力总是躲躲闪闪。克林顿政府后期中美曾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一共识不就即被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弃之不用；后来中方退而求其次，倡导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而美方则抛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提出，两国应致力于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而中方则希望建立“互相合作、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或“互利共赢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上述一系列的互动表明，美国并不愿意与中国分享定位两国关系的话语权，对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努力更是心存芥蒂。

　　当前，美国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反应并没有跳出这种惯性逻辑，而且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的忧虑似乎不降反升。具体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明，担心中国为美设套。美国学界认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具有模糊性。其中“不冲突、不对抗”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履行捍卫其盟国安全的义务构成潜在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中国在处理与邻国领土争端时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强硬立场；对于“相互尊重”，美方的疑虑是，中国是否会借此再次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仅包括台湾、西藏等传统主权领域的问题，还包括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一系列领土主张。在美方看来，这对其显然不够公平，因为仅从字面理解，美国需要对中国作出巨大让步，而中国似乎并不会因为该原则而承受任何让步或损失。

　　第二、美国担心中国谋求与其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用“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指代中美关系，原因是中国一向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有能力遏制中国崛起的唯一超级大国，如果美能够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则意味着中国的大国实力和地位得到了美国的承认，这势必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道重新制订和确立两国在双边、地区及全球事务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准则。对此，美国既没有意愿，更谈不上准备。

　　第三，美国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是变相的G2结构。从美国角度看，“新型大国关系”与“G2”模式本质一致，容易造成“中美共治”的印象。美国在亚太存在日、韩、澳等盟国，同时还有印度、印尼、越南等重要伙伴国家。在这些国家看来，中美大国关系框架对它们同美国的同盟或伙伴关系构成威胁，甚至使菲律宾和越南这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产生“被抛弃感”，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有可能因此被逐步蚕食并最终打破，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局面。

　　第四，美国担忧“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一旦完全按照中国地构思建成，有可能成为中国重塑亚太新格局的地缘政治工具。出于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以及规划世界发展蓝图的主导作用，美国“传统上对其他任何国家提出的地缘政治新框架都不感兴趣”。[9]美国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有可能成为重塑亚太秩序的新的概念框架。当中国人所说“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时候，中国的本意是两国可以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处，但在美国听来，中国似乎是要同美国分治或是共治太平洋。这对美国意味着不仅要给中国腾挪空间，有可能还要相互确认边界清晰的势力范围。美国还担心，接受中国的政策创意，无异于承认美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丧失了主导权，同时还意味着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竞争中，美国已自认衰落并甘败下风。奥巴马对华外交将会面临更强烈的舆论批评和更强大的政治压力。

　　不过，美国的质疑或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完全抛弃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而是要尽可能地去掉明显的中国印记，并设法规避在它看来中国对其设置的种种陷进。为此，美国必须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进行重构，必要时抛弃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也在所不惜。截止到目前，美方的回应完全印证了这一逻辑，其态度已从最初较为积极，日趋转向消极，在后来甚至极力避免公开提及。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美国的态度相对积极但有所保留。奥巴马及美官员一般使用“中美新型国家关系”和“中美新型合作”回应中国的提法，但避免使用“大国”二字。[10]2014年7月，奥巴马在致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的贺信中提出，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最终建成以加强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为特征的新型关系”。[11]尽管“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两项内容与中方主张基本一致，但美方措辞有意避开了“大国”和“相互尊重”等核心要素。2015年2月，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谈及中美关系时仅称“两国正通过扩大从全球健康到防扩散等广泛领域的务实合作，致力于构建建设性关系”；[12]9月，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说时同样仅仅提及“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惠及两国人民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