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韩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评估

　　中国和韩国一衣带水。在古代，两国人民建立了相似的政治制度，秉承共同的文化--儒家思想。在古代东亚宗藩体系中，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接受中国册封、使用中国年号和历法、使用中国的律例，堪称宗藩体制的楷模，朝鲜也是最后一个结束与中国结束宗藩关系的藩属国。中国的王朝则有力保证了朝鲜半岛的稳定，明朝万历年间进行的抗倭援朝之战、清代康熙年间的助粮救灾、光绪年间的出兵平叛都证明了这一点。［1］在近代，两国曾共同抵抗外来侵略。截止到1938年，在东北的朝鲜人达到130万人，另有5万人散居在中国的其他城市。［2］这些朝鲜人士积极参加抗日联军，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中国国民政府在南方举办的军校和革命干部学校为朝鲜培养了众多革命骨干，朝鲜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纷纷在上海成立，两国人民在救亡图存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冷战后，两国关系稳定快速地发展，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亮点之一。2008年5月两国双边关系更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近年来，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却有扩大趋势。据《国际先驱导报》的调查，韩国成为最不受中国网民喜欢的国家，比例高达40.1%。［3］据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统计，韩国有64%的民众视中国为最大威胁国，而日本仅为49%。［4］另一个值得两国深思的现象是韩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持续恶化，从2002年66%的赞同度骤降为2010年的38%，而反感度则从31%上升到56%。［5］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敌视中国，把中国定位为敌人而非伙伴。与此同时，日本公众对中国角色定位却逐渐好转，其友好程度甚至超过了韩国。

　　此外还有一个调查显示，86%的韩国公众认为中国对韩国有影响，但仅有23%的人认为是正面影响，而36%的受访者认为影响是负面的。［6］可见民众的“反华”、“疏中”、“厌韩”、“嫌韩”情绪不断激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若放任自流，终究会对中韩关系带来巨大伤害。因此有必要对中韩民间对立进行深入研究，寻求化解。

　　二、中韩民间对立的类型分析

　　美国学者阿尔温·Z·鲁宾斯坦和唐纳德·E·史密斯从不同的角度将反美主义分为三种类型。［7］本文借用其分析框架研究中韩民间对立。（一）问题导向型的对立：这是突发式的，它既非精英策动，也非政府主导，而是表达对对方特定政策或行为的不满，例如韩国海警被中国渔民刺死事件引起的民众抗议，韩国申报端午节为世界文化遗产引发的反韩情绪等。（二）意识形态型的对立：这种对立有相对内在一致的思想体系，如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由于历史上朝鲜是中国的藩属，二战后意识形态长期对立以及爆发过朝鲜战争等原因，双方均对对方的制度、价值观、行为方式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敌视。韩国对两国历史、地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对韩国资本主义的反感、中国民众对韩国民族主义的不满均属此类。（三）工具型的对立：指政府诱导、教唆或者操纵对对方的敌意，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转移国内反对意见、掩饰政府失败、刺激民族主义以进行社会动员、改善同美国或苏联的关系等目的。但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这种情况的对立总体上有所减弱。但是韩国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韩国仍可能借助美国来抗衡朝鲜甚至中国。此外，在韩国大选或是经济低迷的时候，韩国领导人或媒体经常表现出对中国的敌意，以达到政治目的或转移视线。所以该类型的对立在特定时期内可能会突然增加。

　　当然，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非截然分明的，经常是几种类型交织在一起或是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韩国传递的过程中，中韩两国民众发生了多起冲突，掀起了不小的互相敌视的浪潮。这个冲突本身是由于传递过程中的一些摩擦产生的，可以说是问题导向型的。但随着事态的不断扩大引发了两国激烈的民族排外情绪，一些韩国保守势力团体也参与其中，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化、让西藏独立，给予“逃北者”（韩语：）难民地位。［8］此时，两国的民间对立的性质就复杂交织了。

　　三、民间对立的原因探究

　　两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不断扩大，但民间的态度却急转直下，从十年前的“韩流”、“汉风”演变成近几年反中、厌韩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韩国的民族主义的排外性与沟通的缺乏

　　韩国的民族主义致使韩国民众较易偏激，也容易引发中国人的不满。韩国的民族主义是所谓“新的”民族主义，有着非西方的自我特征，奋力寻求同西方国家的平等地位。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强调自我的语言、文化和种族特征，更寻求民族特性和民族尊严。［9］在古代，中原王朝和朝鲜王朝维持了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在文化、科技、政治上朝鲜多处于学生的位置，这造成韩国人对以往的顺从感觉到某种程度的自卑和屈辱。所以当韩国经济领先于中国时，由于民族主义的作用，自然会想极力摆脱“汉文化”的影响和学生的地位，努力树立高一等的形象。

　　由于民族的高度同质性，朝鲜半岛的封闭性，以及强烈的危机和忧患意识，致使韩国民族意识浓厚，民族性格激进、悍勇，“身土不二”，其民族的韧性和毅力大大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推动了现代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但同时也培养出民族性格中的排外倾向。因此韩国很容易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如不时与中国发生的文化之争，与日本的各种摩擦，对与其关系非常密切的美国的反对更是激烈与持久。［10］

　　二战后，韩国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清算了日本殖民史论，对促进国家的认同，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当民族主义发展为歪曲历史、大兴民族“造史运动”，推出一个个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过度渲染文化优越感的时候，就必然会引发邻国的反感。例如林均泽著的《韩国史》将古代朝鲜的疆域极度扩大，而将中国的领土面积极端缩小。又比如将民间传说、神化故事当成正史；修改历史教科书；把一些中国文化名人说成是韩国人；甚至在造史运动的误导下，韩国出现了对中国延边地区提出领土要求的潜流。［11］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侵蚀了两国友谊的根基，一方面刺激了韩国公众民族优越感的极度膨胀以及对中国的不满，另一方面势必会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据韩国国防研究院调查，中国人“厌韩”主要原因就是韩国人否定中国文化。［12］

　　另外，两国交流不够深入、缺乏相互理解，导致民族主义倾向占了主导，恶化了两国关系。例如2002年的“东北工程”问题，由于缺乏交流沟通，导致了学术问题政治化并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损害了中韩关系。而且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又对对方了解程度不足，双方民众对朝鲜局势、朝鲜新领袖金正恩的态度、对“逃北者”（韩语：）的处理等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这些分歧在某些场合会激发民众的对立。

　　（二）媒体的不当宣传与网络的极端效应

　　韩国媒体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过分渲染，大肆宣扬中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近年来韩国民族主义的高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例如：2006年7月31日韩国《东亚日报》刊登题为《中国已将白头山据为己有？》的挑拨性极强的报道（韩国认为白头山，即长白山是圣山，是韩民族的发祥地）。8月14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正在白头山西侧建机场，白头山正从一角开始倒塌，但北韩（朝鲜）无能为力。［11］对北京奥运圣火在首尔传递出现的风波，韩国媒体也用大量煽动性极强的话语进行报道，这无疑诱发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两国媒体有时为了销售业绩和收视率，不负责任地报道一些假新闻，例如中国媒体造谣“韩国学者论证孙中山是韩国人”，还有中国媒体捏造的“83%的韩国人渴望与中国一战，以血朝鲜战争之耻”，等等。这些虚假的新闻也使得民间对立情绪节节上升。在两国的网络上，关于对方的负面消息更多，而且互联网还有转化效应（mobilizationhypothesis）和极端效应（polarizationhypothesis），致使那些原来在网下不参与政治的人转化为政治参与者，［13］以及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态度极端化。［14］许多网络媒体的报道和论坛的发言纯粹是制造噱头骗取点击、蓄意造谣或宣泄情绪，从抨击对方中获得快感，但这种鲁莽的行为其实极大损害了自己和对方的形象，破坏了两国友好的基石。

　　（三）两国经济发展及心态变化

　　地缘经济如今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15］不少韩国民众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韩国的竞争将日益激烈，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还认为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韩国一些企业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将加重韩国的失业率，造成国内产业的空洞化。韩国还担心中国把外国投资从韩国吸引到中国、中国制造业抢了韩国的市场份额或是中国的廉价产品挤垮韩国企业。这些担忧有一定道理，但同样也反映了韩国民众心态的失衡。韩国在战后短短30年就创造了“汉江奇迹”，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极大激励了韩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韩国经济疲软，韩国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一定程度削弱，导致心态失衡，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存在成见，进而形成中国经济对韩国经济形成威胁的论调。在2007、2008、2010年的统计中，韩国民众大多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抱有消极态度，认为对韩国有利的比例仅为36%、39%、45%，认为对韩国有弊的比例为60%、54%、49%。与中国的历史恩怨更深的日本，反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度更为积极，认为对日本有利的比例高达57%、55%、61%，认为对日本是坏事的比例则一直保持很低，为27%、27%、29%。［16］经济发展赶不上日本，又被中国赶上的心态，导致了韩国对中国敌意的加深。

　　随着国家逐渐富裕和强盛，中国人对韩国这个原来的藩属国家似乎也有了一种“大国”、“上国”的心态。这种陈腐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思想是极其愚昧的。实际上韩国比中国富裕得多，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韩国人均国民收入（GN）I高达19，890美元，而中国仅为4，270美元。［17］另外由于两国经济事务交流的增多，不可避免会发生摩擦，如韩国企业非法撤资事件，两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再经过不负责媒体的大肆渲染，激化了两国民间的敌意。

　　（四）两国的外交政策存在冲突

　　东北亚至今尚未形成固定的安全体系，局势还处于不稳定中。因此国家间的外交严重缺乏信任，中韩之间也不例外。韩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威胁、对中朝关系都存在猜忌，中国对于韩美同盟、韩国对台湾的态度也有所疑虑，两国对黄海划界、苏岩礁归属等问题也存在分歧。信任的缺失制约了两国更深层次的合作，也是民众相互敌视的重要原因。在对朝鲜的态度上，中国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抗美援朝历史的缘故，官方和民间都对朝鲜保持较为宽容、同情和友好的态度。韩国总统李明博作为保守派领导人，对朝鲜的态度比较强硬。李明博总统在与胡锦涛主席的几次重要会晤中，反复宣传其“弃核、开放、3000”的对朝新思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中国主席胡锦涛则淡化朝鲜核问题，始终强调中国和韩国、朝鲜都是朋友，中国希望朝鲜半岛双方能够友好相处，共同走向和平、缓和、统一。［18］双方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此外在对待朝鲜新领袖金正恩的态度上，在对“逃北者”（韩语：）的处理上，中韩两国都还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在某些场合会激发民众的对立。

　　李明博政府虽然一直强调韩中两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但又认为韩美同盟既是制约中国崛起的工具，也是韩国加强其战略影响力以及对周边国家保持优势的重要平台。［19］李明博总统亲美疏中的态度和举措导致了了中韩关系的复杂化，引发中国的担忧，比如韩美联合军演总是会挑动中国民众敏感的神经。

　　四、化解策略

　　对于两国的民间对立，国家不能放任自流，否则只会造成民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如何解决这些对立，应该对症下药。

　　（一）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说，“中韩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中韩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对于民族、疆域变迁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学术与政治分开，现实与历史分开的原则，正确对待，妥善处理，不要影响两国关系。”［20］事实上一些专家推出惊世骇俗的历史“研究成果”纯粹是为了个人名利，严重违反了学术道德，侵蚀了中韩友谊的根基，也极度损害了韩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韩国的教育部门应该敦促各学校、研究机构制定规章，对此给予严厉的处罚；还需要告诫韩国的媒体不要刊登这类文章。实际上，韩国国内也有学者批评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如金焕奎、林志弦、桌石山、徐吉洙等人就主张超越民族主义、提倡多样性、从更国际化的视角看待历史。［21］

　　如今两国的相互了解还非常肤浅，甚至存在很多误区。两国间还应继续扩大文化交流范围，深化交流层次，特别是民间的交流。如相互承认学历、鼓励学生留学、共同组建研究团队、建设友好城市、减少签证程序和成本、促进文化产业的合作以及体育和艺术界互访，等等。广泛的文化沟通可以促使民众了解韩国的文化、历史、思想、社会。中国学者和各级官员更要加强对韩国文化的全面了解，韩国人的历史观是怎样的？如何进行历史文化教育？如何培养民族意识？为什么高句丽问题会引起韩国的激烈反应？韩国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究竟有何不同？只有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才能采取正确的对策而不至引起两国民众对立，才能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已有许多文化交流成功改善中韩民众态度的案例，例如韩国籍金昶伯带领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取得北京奥运银牌，让中国观众感动不已；中国女演员李冰冰被授予了“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大使”和首尔市宣传大使。［22］普通民众都是极为感性的和情绪化的，很容易因为一个人、一件事就喜欢上一个国家。所以不断扩大两国的交流，非常有助于改善两国的民间关系。

　　（二）媒体须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应约束媒体，民众当理性判断

　　中韩并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只是在发展、转型和交往过程中出现的摩擦。除了官方的努力外，民间也应承担一定责任。两国民间的交流和认知还停留在较低的层面，因此民间社团和媒体要担负起促进双方相互了解、沟通的义务。但是许多媒体却反其道而行。媒体在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报道辩护时常说“我们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媒体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公民和团体应该追求托克维尔所说的“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寻求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背景下的“有远见”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23］媒体应该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多挖掘一些能够增进两国关系的素材。新闻媒体自身和政府要对虚假、恶劣的报道进行管束。中韩媒体也应加强互访与合作，共建和谐的舆论氛围。普通民众首先不要对对方国家有成见，对于偏激和不实的报道要有理性的分辨，并对这些破坏两国友谊的行为进行谴责。

　　（三）加大信息公开和宣传力度，摆正心态，妥善处理经济纠纷

　　自从中韩1992年建交以来，如今的中国已经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四大外资来源地（表2）。［24］所以说韩国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国之一。韩国的媒体和政府应该多报道、公开、宣传这类信息，以让民众多了解中国，这有利于心态平衡，化解敌意，稳固两国民间关系。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但中国现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GN）I不到韩国的1/4，［17］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将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使以后经济高度发达了，高人一等的心态也是极不正确、极不符合国际潮流的。

　　对于日益增多的经济领域纠纷，两国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处理，不需要刻意偏袒本国企业和公民，这样只会导致双方裂痕越来越大。媒体对经济冲突的报道应实事求是，不应该去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民众要理性看待这些摩擦，不要冲动地上升到国家对立的层面。

　　（四）增进政治和民间互信，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事务的合作

　　两国政府和民间都应加深信任，相互支持和平发展，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议会、政党、以及民间社团的交流与对话。两国共同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参与亚洲区域事务合作。加强在国际多边舞台上的对话与合作。就攸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毒品问题、人权问题、气候变化、经济犯罪等积极开展合作。充分利用东盟与中韩日（10＋3）、中韩日峰会、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合作对话会、亚欧会议、东亚－拉美论坛、亚洲－中东对话、亚非峰会等平台进行合作与协调。［25］

　　中韩双方应该在外交上深入沟通，加大宣传力度。在朝鲜问题上，中方需要让韩国公众理解中国政府虽然在言辞上淡化朝鲜核问题，但中国绝对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也对朝鲜没有领土要求，不会干涉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对于朝韩问题和中韩面临的其他分歧，中国始终坚持渐进、和平、谈判的解决途径。韩国还应改善现行外交的基础，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的变化，适当修改韩美同盟某些过度针对朝鲜、中国、俄罗斯的部分，避免引发这些国家人民不必要的担忧。

　　五、结语

　　中国和韩国一衣带水，有着极深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近代以来两国军民更是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历史友谊。如今面对民间对立的情况，中韩两国都采取了诸多措施予以修复和弥补，如在2007举办“中韩交流年”、将2010年和2012年分别定为“中国访问年”和“中韩友好交流年”、超过100对省（道）和城市结为友好关系。两国民间的友好互访、旅游、合作、活动等更是数不胜数。两国关系更是发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民间的对立情绪仍在不断激化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不可放任自流。为此，两国政府、企业、媒体、民间社团和民众都需要进一步承担自己的职责，惟有通过这种双向努力，方能永葆中韩友谊之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