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欧大多数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恐俄症是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恐惧，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仍然难以消解。在波兰，由于历史、地缘、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恐俄症在波兰民众心中根深蒂固，调查显示，在斯摩棱斯克坠机事件之后，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憎恶又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恐俄症对于波兰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卡钦斯基执政时期，制造并利用恐俄症，并以此塑造了波兰的对外政策。但调查显示，偏执的反俄情绪也并非所有波兰民众所共有的。整体上，波兰的反俄情绪是一种有理性的恐惧。精英在恐俄症的问题上看法也存在差异，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已经展示出更多与传统行动路径截然不同的倾向。

　　【关键词】波兰 长期恐俄症 精英态度 大众态度

　　相对于威权体制中领袖的政策偏好会成为国家的政策偏好，民主制从定义来看能更为敏锐地反映民意，让民意成为政策形成的诸多要素之一。因此，“民主选举权可能令社会更为偏好温和的对外政策……据此推断，那些难以从战争受益甚或厌恶战争的人肯定会投票反对战争。”[①]当然，民众并不总能看出他们的实在利益（objective interests）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民主的选举权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会引发对别国的战争。仇外情绪在民主国家可能有特别的影响力。“散播谣言（demogoguery）在人民（the demos）有些权力的地方最有效果。”[②]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流言，是针对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和国内不被喜欢的少数民族的那种类型。煽动仇外情绪，在对外政策上可能会产生对厌恶国不理性的安全忧虑以及相应的对抗性政策。例如，如果大部分民众表现出反俄的态度，那就可能不仅让宣传恐俄论的政党赢得选举，也会使得反俄的政治领导人获得制定对俄政策的权力。

　　在大多数中东欧地区，恐俄症在历史上就是最大的国家恐惧，也是最有影响的。它意味着“极其仇恨”——深入骨髓的敌视——虽然诸国（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争端通常会产生其他的憎恶。这一地区的人民能够列举多种历史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一定会恐惧俄罗斯。但自从苏联帝国崩溃之后，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更难以言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可能是今天人们一直很少关心克里姆林宫政治的主要原因。（沙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虽可讨论，但俄罗斯影响力的扩张却毋庸置疑。在本文中，我提出一个被普遍忽视的方法，认为俄罗斯正通过这一方法对邻国构成威胁：即对谁是俄罗斯国外同胞（compatriots abroad）进行灵活（malleable）的理解，从而给出俄罗斯的мы（我们）的合理的重塑（recasting）和拓展（broadening）。

　　恐俄症的根源

　　对不同国家过时的成见（stereotypes）充盈于大众的意识之中。作为一个延续数世纪的帝国，俄罗斯收获的成见要远高于一般国家。俄罗斯毫不留情地追求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安纳托利·列文（Anatol Lieven）评论说，“因此，今天的恐俄症不是植根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民族憎恶……在这些关于‘敌’国仇恨的、精挑细选或是发明出来的历史‘事实’的结构中，它的文化、它的激进特性被抽离出环境，放入预先安排的知识结构中，以责难对方永恒不变的邪恶”。[③]在毁谤俄国的共同的神话里，都说俄国独特的文化注定了它永远落后，它缺乏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前提，它注定是反西方的。[④]

　　人民支持领导人政策的趋势能够为仇外提供基础。将“俄罗斯”而非“苏联”等同于二战后的东欧压迫者，滋养了恐俄症。因为，甚至今天那个地区的许多公民——在西方也是如此——都在怀疑，一直与威权主义实践有联系的俄罗斯是否已经真正去苏联化（desovietized）了。

　　所以，恐俄症可能首先是一个政治建构，但是它经常与民族（ethnic）的理解混在一起。[⑤]强调这些没有意义，沙俄和苏联对外政策“不断向外拓展俄罗斯的边疆，对所有民族都冷血无视。[⑥]什么是政治的，什么是民族的，变得模糊不清。

　　恐俄症的类型包括以下几点：

　　1，对俄罗斯a）政治精英；b）文化；c）人民的偏见，敌意或者仇恨；

　　2，对俄罗斯的焦虑和恐惧——它的国际势力，军事力量和大战略；

　　3，对俄国病态的迷恋，由于：a）它过去引起创伤；b）与压迫者相联系；c）自我厌恶。

　　弗拉基米尔·普京（Vadimir Putin）治下的俄罗斯政治复兴，使得恐俄症在西方死灰复燃，而它在东方也许从未减弱过。有关俄罗斯威胁不断增加的新闻报道在近几年激增。[⑦]BBC世界服务调查（BBC World Service Survey）发现，俄国形象在2008年开始恶化。21个国家的调查对象中，有42%消极看待俄国的影响（仅30%持积极观点）。在美国，这一比例增长到64%，而一年前还只有36%。德国最为消极（70%），而中国对俄罗斯最为积极（74%持称赞的观点）。反过来，俄国人看待美国比以前更为消极。（从2007年的53%上升到2008年的65%）。越来越少的俄国人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欧盟的影响。（在2007年、2008年间，从51%下降到31%）。皮尤信托（Pew trust）全球态度调查经常提供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国际上对俄国的担忧。单单民意调查并没有提供仇外的确凿证据，政治和学术性话语也需加以考虑。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强调俄罗斯的“不可救药”：“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往事一笔勾销。我们所面对的俄罗斯，现在被恐惧所包围，怀疑外国人，天生嗜好独裁政治。古老的俄罗斯在共产主义之前就存在很久。由于北约与欧盟东扩，俄罗斯从来没有消除过对西方‘和平意愿’的疑虑。”在美国，后来的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2008年选举活动中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普京政府已成功地损害了莫斯科的声誉，使恐俄症再次时兴起来”。[⑧]他的目的在于谴责而不是鼓励恐俄情绪，但这也是一种承认，即这种现象在华盛顿已经盛行一段时间了。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旅美俄国专家，曾撰写专著批评华盛顿具有影响力的反俄游说集团，阐述让美国新恐俄症（neo-russophobia）时兴的结构性因素和制度背景。他得出结论：“恐俄症并不是美国国家利益，也没有得到美国大众的支持”。[⑨]

　　英国头牌外交政策研究机构的俄罗斯/欧亚项目的领导警告过前超级大国战略的延续和翻新：“俄罗斯是用21世纪手段——情报和隐蔽渗透，贸易与合资企业，游说结构和诉讼，能源与下游投资，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的各国散居（diasporas）以及软权力的其他‘文明’样式——来追逐19/20世纪的传统目标，。”[⑩]

　　一位英国学者发现，西方一些游说集团再次成功地达到了遏制和孤立俄罗斯的这种冷战时期的目标。的确，“俄国政治缺乏透明性，无助于构建信任。虽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对普京政府提出异议，但无情地否定普京政府，把它的每一个行动都看做是为在俄罗斯建设威权秩序添砖加瓦，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更何况“俄罗斯雄心的合法性，在于成为一个强国，甚至一个‘正常’的大国，也一直被质疑”。[11]

　　另一位俄国问题专家提到西方普遍的“恐俄症”。这是“那些坚持、渴望1214年《大宪章》（Magna Carta）统治的社会对那些1206年《成吉思汗法典》（Genghis Khan’s Great Yasa）治下的现代社会感到的恐惧。在欧洲，这两者的断层线恰恰位于东欧。”[12]这不就含蓄地解释了为什么波兰，《大宪章》俱乐部的可能的成员，惧怕受到成吉思汗鼓舞的俄罗斯吗？

　　波兰憎恶从未间断

　　接受反俄态度，波兰人是例外吗？在他们有权决定对俄政策时，他们的反俄态度有价值吗？特别是最近的事件，2010年4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飞机失事使得许多波兰政界军界领导人丧生，波兰人会对俄罗斯产生更多疑虑吗？还是他们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友好只是做一些样子？

　　一项长期的调查分析结果展现波兰国民偏好与厌恶变化的重要趋势。在1993年，意大利人，美国人和法国人被波兰人列入波兰人最喜欢的民族清单。到2010年，11个欧洲国家列在美国人前头成为波兰人友好的对象，其中最喜欢的17个国家有15个是欧盟成员国，反映欧盟的全面影响（挪威与美国一样是唯一的例外）。重要的是，在所有17个国家，天主教和新教占主导地位（日本位列第18名）。[13]

　　相比之下，在1993年，罗马尼亚人被列为波兰人最不喜欢的民族。第二年，当吉普赛人（Roma）被加进去进行调查之后，他们立刻超过了罗马尼亚人。3个主要的东正教国家——乌克兰、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依次——紧随其后。白俄罗斯也不受欢迎。在2010年，波兰15个最不喜欢的民族，要么是非欧洲人（例如中国人、越南人），要么从宗教上看不是天主教或者新教民族——有7个是东正教占主导地位民族。最不喜欢的5个民族中有3个是穆斯林（阿拉伯人，车臣人和土耳其人）。因此，在这些排列中，宗教似乎相较于财富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区分作用。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明显的厌恶，意味着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在波兰并不存在强有力的伊斯兰共同体。就像波兰没有较多犹太人，却流行反犹主义一样，这样的态度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人口对“非西方”宗教的厌恶。

　　波兰的被调查者对其他国家的厌恶在过去20年里下降得非常明显，但他们最不喜欢的民族（nations）依然是吉普赛人、阿拉伯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对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厌恶态度则降到了中间位次。[14]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人对其他民族的评价更为积极，俄罗斯人从2010年的第38位上升到第30位，仅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印象。（提升最大的是西班牙人的记录——甚至在该国赢得世界杯之前。）

　　在天主教国家波兰是否存在恐惧东正教的偏见呢？调查一直表明，大部分东正教民族——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并不特别讨波兰人喜欢。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已经将东正教等同于一个独特的文明。与东正教的疏远，从波兰人的态度中可见一斑。[15]矛盾的是，生活在波兰的目标群体微不足道：白俄罗斯人（50，000），乌克兰人（30，000），俄罗斯人（6，000）。

　　波兰在民族和宗教上都是非常同质化的社会，超过90%的居民是纯波兰人，在名义上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如果说仇外政治在国家层面上发挥作用，他们就直指外国，而不是国内的少数族群。对俄国人的厌恶很少表现为对生活在波兰的数千俄罗斯人的厌恶，这一切都与双边关系的悠久历史有关。

　　仇恨的对象是一个外部实体而不是少数民族有意义吗？[16] 讨厌邻近的——而不是遥远的——民族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会对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吗？从直觉上看，似乎对外国的憎恶，如俄罗斯，很可能对波兰对外政策的形成产生更大的影响。对外部主体的恐惧很难消解，结果会更持久。相比之下，对为数众多的国内少数民族的憎恶将会随着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谅互让而逐渐改变。举个例子：波兰人对生活在波兰的乌克兰族的憎恶，由于波兰政府1989年之后一贯的政策，即支持乌克兰进入欧洲体系的事业，而彻底转变。我们需要更严密的调查，将针对少数民族同针对外国的仇视情绪相比照，以便获得更多重要的结论。

　　所以波兰人的恐俄情绪主要来自于对俄国国际行为的敏感。2008年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之前不久，一项调查发现，54%的波兰被调查者相信俄罗斯正在尝试在东欧恢复影响力，仅20%的人认为不是如此。[17]这些看法与全球的态度倾向是一致的。2009年的报告发现，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持消极态度——44%消极：31%积极——调查是在俄罗斯近期中断供应欧洲天然气之前进行的。作者解释说，“它的行为越像过去的苏联，国外喜欢它的人似乎就越少。”[18]

　　斯摩棱斯克之后

　　2010年5月，飞机在斯摩棱斯克坠毁一个月后，波兰人在被问到有关波俄双边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时，有一半人在回答“波兰最害怕哪个国家？”这一问题时，认为是俄罗斯。这是1990年记录的一倍，当时苏联正处在垂死挣扎之中。但它要比2005年末记录的2/3的顶峰下降一些。[19]另一个最为害怕的国家是德国（17%，低于1990年两德进行重新统一谈判时的88%）。有趣的是，并列第三的是由伊斯兰国家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美国（各7%，美国略高）构成的剩下的那些。2010年5月，有1/5的波兰人认为他们没有敌人。一个违背直觉的发现就是，老年人最不怕俄罗斯，而学历越高的波兰人越有害怕德俄的倾向。

　　在2010年5月，过半数的受访者（52%）接受波俄关系不好不坏的观点。但有29%的人认为这一关系是好的——达到历史最高点——只有15%的人认为是不好的（自2002年达至最低）。27%的人相信与他们东方邻邦的友好关系是可能的，而22%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近半数人（48%）认为波俄关系将会在斯摩棱斯克悲剧之后得到改善，而另外37%的人认为关系没有变化。

　　对我们关于恐俄症研究相当重要的是，波兰人对俄罗斯政府和俄国百姓在这场灾难之后对波兰的积极回应和友好姿态的评价是十分积极的：32%的人认为俄政府的行为超出预期，40%的人认为俄国民众亦是如此。45%的人承认俄政府的行为（在每一方面）符合波兰人的预期。2/3的人赞同俄罗斯政府采取措施帮助遇难者家属的行为是好的。赞同俄政府想要查出坠机原因的人的比例较低（50%），相比之下，34%的人认为俄罗斯从未想过要查出事故的原因。

　　波兰人对俄国的影响和它所构成的威胁的焦虑——政治问题——没有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文化憎恶。波兰调查研究者认为，波兰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似乎是由富有的文明化的“西方”的和穷困及文化落后的“东方”的刻板印象所塑造的。但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分歧可能部分地是由激进因素和宗教造成的。波兰人最喜欢的11个民族是天主教和新教占优势的民族。相比之下，最不喜欢的9个民族（以及最不喜欢的16个中的14个）要么不是欧洲民族，要么从宗教上看是既非天主教也非新教的民族（大多数都是东正教占优势的民族）。

　　波兰的安全政策与恐俄症

　　波兰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受到2003年波兰参与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的影响。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莱赫·卡钦斯基（Lech）与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亚雷克）（Jaroslaw(Jarek)）兄弟（Kaczynski）（在2006到2007年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的私人矛盾，另一方面是他们与默克尔总理和普京总统的矛盾。的确，相形之下，与俄罗斯的接近使波兰与其西方邻居的关系变得糟糕了。正如克里斯托弗·切维斯（Christopher Chivvs）和托马斯·瑞德（Thomas Rid）所指出的，似乎俄罗斯越是依赖德国与西方联系，德国领导越是努力保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20]而在拿到欧盟的入场券之后，卡钦斯基兄弟类似冷战的政策（Cold War-like policies）疏远了他们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波兰精英热情地支持2005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亲西方的领导人，并在欧洲论坛上为该国获得泛欧组织的承认而费尽心力。当2005年德国和俄罗斯决定在波兰控制之外的波罗的海海底铺设一条天然气主干管道时，当时的波兰国防部长拉狄克·西科尔斯基（Radek Sikorski）把此决定比作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为瓜分波兰签署的秘密协定。[21]

　　在欧盟峰会上，波兰领导人强调了达成一个共同的欧盟能源安全协定的紧迫性。这一协定却由于俄罗斯与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分别签署能源协定而变得更加难以签署。波兰甚至计划要在北约确立能源领域的相等地位（the equivalent），如果成员国能源供应出现危机，其他成员国要给予帮助。

　　在欧盟2006年赫尔辛基峰会上，波兰否决了欧俄伙伴关系谈判的启动，原因在于俄罗斯表面上出于健康考虑禁止了波兰肉类和蔬菜产品的进口。[22]欧盟峰会作出联合支持波兰的样子，而波俄关系受到了影响。

　　于是在卡钦斯基政府时期，波兰成了加剧欧俄紧张关系的破坏者。欧洲东、西部国家常常由于在处理对俄关系上的分歧而导致外交政策的分裂，波兰领导人却认为，他们正在有力地表达许多邻国的关切。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代表和他们的民众通常将西欧成员视为对俄罗斯的绥靖者（appeasers），而西欧人则认为中东欧成员对莫斯科过于敌对了。”[23]

　　波兰人在批评俄罗斯时似乎是过于坦率了。例如，西科尔斯基就挑衅式地评论道，“我们和德国的关系是广泛和深刻的，是大家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却是不同的。”[24]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普京为俄罗斯增加了一个新的国家节日，以庆祝1612年波兰军队被赶出莫斯科。

　　2007年10月波兰议会的选举结果是，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政府失利，自由主义者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出任总理。几个月后，图斯克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总理普京。他谈到了两国之间的和解：“两边都厌倦‘冷漠’气氛”。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两人再次见面并同意举办一系列协商会议。但是2009年4月的日程，即普京访问华沙要进行的“广泛议程”——友好国家的议题暨两国“最重要的伙伴”计划的讨论，被推迟了。恰相反，普京此次访问被塑造为一次象征性的访问，似示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格但斯克（Gdansk）九月爆发七十周年——而不像他在2005年对奥斯维辛（Auschwitz）访问纪念集中营的解放。

　　据说“普京在波兰的行动获得许多以往的俄罗斯批评者的赞扬，尽管没有完全满足波兰对俄罗斯应负责任的要求。”[25]俄罗斯领导人称，“俄罗斯永远钦佩波兰人民、士兵和军官们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在1939年，是他们最先应战纳粹。”卡钦斯基总统那时更具攻击性，形容1939年9月莫斯科对波兰的入侵就像“用刀刺入波兰后背”。波兰领导人与那些前苏联集团国家一样，将苏联在战时的行为等同于纳粹罪行，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

　　华沙对前苏联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支持，在卡钦斯基兄弟执政时期最为热情。莱赫与这两个国家的总统维克多·尤先科（Victor Yushchenko）和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ael Saakashvili）的密切关系惹恼了克里姆林宫。2008年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由波兰和瑞典（当然，由中右翼党执政）这对最不可能的盟友提出的东方邻居（Eastern Neighborhood）倡议。它的目标在于拉近欧盟与俄罗斯周边的前苏联共和国的关系。到2009年夏季，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已经签署了这个倡议。在2009年哈博罗夫斯克举办的欧盟—俄罗斯峰会上，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警告说，俄罗斯“不希望东方的伙伴关系变成针对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我仅仅不希望这种伙伴关系让那些有反俄罗斯嗜好的个别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26]

　　波俄关系中最被广为报道的问题，就是2007年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将在其国土上部署美国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基地的协定。俄罗斯出于报复退出了1990年的限制欧洲军备水平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onventional Forces Europe Treaty）。克里姆林宫也威胁在波兰北边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部署俄罗斯导弹。

　　波兰公众并没有给导弹防御体系以强大的支持。甚至在2008年夏末的俄格战争之后，反对者仍以46%的比例超过了支持者的41%。到2009年春季，这种差距又回到了战前的水平：52%反对，只有29%支持。[27]这种“反战主义”情绪并不表明波兰公众长期的恐俄情绪，它也没有反映公众认可把波兰视为保卫西方文明最后一道防线的国家角色的概念，而导弹防御体系可以被理解成这种象征。

　　2009年7月，前总统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和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前国防部长亚努什·奥涅什凯维奇（Janusz Onyszkiewicz）以及前外交部长亚当·洛特菲尔德（Adam Rotfeld），签署了“中东欧致奥巴马政府的公开信”。时间安排意味深长，恰好在美国总统与俄罗斯领导人最高级会晤之后的第一周。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罗马尼亚的前领导人也签了名。[28]这些要人得出结论，他们的地区不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少的领导人在回忆1989年革命时能够感受到华盛顿在保卫我们民主转型以及使我们国家牢系于北约和欧盟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失去这些记忆的新一代领导人正在涌现，并实施更为‘现实的（realistic）’政策。”可以推测的是，反苏（可以说是反俄）一代正在失去影响力，而这恰恰出现在俄国沙文主义正在泛滥之时。 俄罗斯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回来了，正在用21世纪的策略与方法完成19世纪的议程。在全球层面，俄罗斯在大多数议题上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在地区层面，对我们国家来说，它正在迅速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它怀疑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历提出的要求，即获得能决定我们安全选择的特权。它使用公开或隐秘的经济战方式，从能源封锁、有政治动机的投资到媒体操纵，都是为了获得其自身利益，阻碍中东欧转向美国。[29]而对于这封信的签署者来说，还没有到为了美国去现实主义地 屈从另一个雅尔塔协定的时候：“我们希望保证对西方利益的狭隘理解不至于导致对俄的错误让步。例如今天的关切是，美国和欧洲各大国或许支持梅德韦杰夫用‘大国协作’计划来取代大陆已存在的基于价值观的安全结构。危险在于，俄罗斯的威逼利诱、以权谋私总有一天会使该地区采取事实上的中立立场。这封信提议“北约复兴（renaissance）”——冷战军事协定。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应该回到现实，即北约成员国应与莫斯科展开平等对话。当涉及俄罗斯，我们的经验就是对莫斯科采取更加决绝和有立场的政策，这不仅会使西方更为安全，而且最终会使莫斯科也采取更为合作的政策。

　　他们中谁最恐惧俄罗斯

　　在2007年选举之后，曾作为卡钦斯基政府国防部长的西科尔斯基，转投政党，调换职务。他现在成为公民纲领党（Civic Platform）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同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a Rice）在伦敦一道参加了导弹防御体系的签署仪式，但却要抽出时间责备英国（他有英国国籍）。他在解释协议的基本原则时提到了历史：“英国在1939年没有来。你宣布战争但没有开始作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求能力，‘脚踏实地’（boots on the ground），而不只是纸上谈兵（parchment）。”他补充道，“我们希望这次我们的盟友帮我们消除危险。”[30]

　　当时他正在活动希望成为北约秘书长的候选人。这位波兰外长就导弹防御体系安抚俄罗斯道：“由于技术原因，歼击机不可能影响俄罗斯在乌拉尔那一边的导弹，我们已经给予俄罗斯任何时候的调查权，甚至可以对这一点进行工业检测以至于确保基地没有任何变动，它只具有我们所说的它确实拥有的能力，也就是说，与俄罗斯无关。”[31]

　　但是或许是奥巴马政府而非克里姆林宫鄙视西科尔斯基的外交技巧。波兰国会议员的博客引用了这位外长说过的一则低俗的笑话。据说西科尔斯基问过，“你听说过奥巴马可能与波兰有联系吗？”，“他的祖父吃过一个波兰传教士。”一位波兰外交部发言人承认西科尔斯基的言辞引起了争议，但否认其目的在于冒犯奥巴马总统。西科尔斯基并没有讲带有种族歧视的笑话，被曲解了。“他只是选一个奥巴马总统竞选期间诸多带有种族歧视的烂笑话做例子。”[32]

　　西科尔斯基的亲英和亲美的形象，加上他的恐俄的精妙言辞，开始毁掉他的政治前途。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之后，他访问华盛顿，宣扬“西科尔斯基主义”。要是乌克兰像格鲁吉亚一样遭到俄国入侵，它要求北约采取军事行动。2009年4月，当他意识到他的反俄倡议正在降低他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的可能性时，他宣布放弃自己的理念。事实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求准许俄罗斯进入北约。但在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可能的北约秘书长职务。西科尔斯基受到的另一个政治打击，是他在2010年3月参加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时落败于科莫罗夫斯基（Komorowski）。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国家好恶”（national sympathies and antipathies）的结果。西科尔斯基声称，英语技能是波兰实施对外政策的关键，但科莫罗夫斯基反驳说，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都不说英文，但他们一直在实施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科莫罗夫斯基在因地下政治活动坐牢时，就通过谴责西科尔斯基在工作中操着一口牛津音（他在那里学习）而得分。

　　波兰安全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博格丹·克里赫（Bogdan Klich），国防部长西科尔斯基的继承者。克里赫与英美鲜有联系，他拥有医学和艺术史学位，也同样走对俄强硬路线。他还谴责过普京，因为普京在2008年初召开的北约—俄罗斯峰会上威胁要粉碎乌克兰。在克里赫看来，普京言论标志着“临时乌克兰国家”（a provisional Ukrainian state）概念的回归，这一概念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被提出，但很快又被束之高阁。他还责怪西科尔斯基借助俄军的导弹防御进行现场核查。“我们没有对1993年的苏联士兵说再见，以便欢迎俄罗斯军官未来回到波兰领土进行军事驻扎。”[33]确实，克里赫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是对导弹防御体系的作战能力最为怀疑人物之一。

　　在对外政策的重要人物中，总理图斯克似乎对修复对俄关系最为乐观。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他赞扬普京的承诺——2008年在奥巴马选举之后作出的——如果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继续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就不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导弹（Isander missiles）。图斯克也对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晤寄予希望。

　　与之相反的是，在2005年被选为总统后，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的矛头直指俄罗斯以及那些被认为是对俄罗斯服软的国家。一个例子：在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他攻击德法“软弱”，追求一种“非常典型”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政府希望促进“历史友好和合作利益”，指望从俄罗斯赚大钱。[34]或许他最夸张的反俄行为就是同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一道，指责俄军2008年11月在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边界巡逻时射杀平民。[35]

　　极其讽刺的是卡钦斯基和国家大部分领导人死于飞机失事，地点离1941年苏联内卫部队屠杀波兰军官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远。一听到空难的消息，莱赫·瓦文萨意味深长地断言：“又一个卡廷事件击打了波兰”。至于卡钦斯基本人，他过去总是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事实上，这也是他未被邀请参加（卡廷事件）70周年仪式的一个原因。普京只邀请了图斯克。失事当天，俄罗斯外长宣称还未完全得到通知，不知道卡钦斯基是否计划参加仪式。

　　这次斯摩棱斯克灾难原因并未使意见分化达到明显的程度。有少数媒体将飞机失事可能的机械故障同塑造俄美关系的持续冷战联系起来加以阐述。不同的是，美国媒体通常注意到飞机是俄造的图—154中程客机。他们的俄罗斯对手则证实飞机一直使用的正是美国制造的卫星导航系统，包括TAWS（地形感知系统）。但是两国政府之间对此事件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在2010年7月，两国的间谍交换以一种轻松方式进行着，反映关系“重启（restart）”正在顺利进行。

　　亚雷克在选举后取代其弟成为总统，巧妙地站在更为中立的立场，甚至高度评价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事实上，在对俄关系上他依然有疑虑。在选举第一轮之后两位决胜候选人进行第一次辩论时，卡钦斯基批评由波兰自由派政府谈判、计划签署到2037年之前从俄获得1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协议。亚雷克更为温和的政策让他缩短了与自由派候选人尼斯拉夫·科莫罗夫斯基的人气差距。后者支持波兰同欧洲与俄罗斯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最终结果是科莫罗夫斯基以53%比47%的支持率获胜。

　　自2007年到2010年选举，波兰领导人在制定对俄政策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2007年，莱赫·卡钦斯基代表波兰的右翼，展现出来的是民族主义、天主教的和仇外情绪——不仅反俄且对欧洲存疑。西科尔斯基和克里赫似乎在对俄的方式上互相使用伎俩，虽然双方都不想对俄软弱。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现实，即已经对布什政府投入过多，现在对奥巴马总统的任何支持都不可能为波兰赢得红利。与俄罗斯联邦达成实实在在的妥协似乎是最为现实的选择。2007年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图斯克政府最愿意作这样的选择，2010年选举出来的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也是如此。

　　害怕的原因？对“同胞”的俄罗斯式理解

　　让我转过来审视在俄罗斯引起争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给各个邻国带来不安，包括以有限的方式影响波兰。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通常是在欧盟国家引起最多关注的问题，但我却希望关注俄罗斯的认同政治这种更为捉摸不透的问题。

　　1999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名为“俄罗斯联邦对海外同胞的国家政策”（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и за рубежом）的法案。它将海外同胞解释为那些“生在一个国家”和“共享同一语言、宗教、文化遗产和传统”，以及直系血统，不包括“属于国外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s）[36]的逝者”[37]。

　　这项法案成为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确定政策目标的重要法律工具。从这一方面说，它从法律上使模糊的国家边界制度化，包括理论上与波兰的边界。不仅法律文本，而且俄罗斯官员关于谁是“同胞”的声明也强调，“同胞”可以包括俄罗斯族人以及所有前苏联公民——这就准帝国主义式地构想出了俄罗斯空间。这表示，“同胞”不再是建立在族群—宗教标准之上的原始的、狭隘的理解，它赋予说俄语、信仰东正教的纯斯拉夫人以特权。

　　2006年6月，俄罗斯政府的“同胞自愿回归安居俄罗斯”项目获得总统批准和授权。这一“同胞回归安居项目”针对的是住在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族人。但所有俄罗斯国家机构都没有这个临时定义。因此，俄罗斯联邦移民局（Federal Migration Servive(FMS)）将同胞回归安居项目视为是针对掌握俄语和专业技能的前苏联公民的。

　　可以得出推论，即所有前苏联公民和他们的后代都是“同胞”。既然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等在法律上恰恰没有得到详细说明，那么就暗示前苏联人所有的语言、宗教或者习俗都可以被解释为“共同的”。因此，统计显示只有6000俄罗斯人生活在波兰，波兰相对前苏联共和国来说就更难以成为俄罗斯同胞、俄罗斯空间以及俄罗斯边界构建的对象。在波兰，人们害怕的可能是俄罗斯沙文主义而大俄罗斯统一主义，因为后者难以判断是什么。

　　在国外的名义上的后裔群体应不应该从定义中排除仍有争论。在确定“国外同胞”的同胞法的第1.2条包括了这种排除。但是界定“同胞”的第1.1条却没有。相应地，将所有前苏联公民和他们的后裔都视为同胞的理解，已经大量反映在政府声明和文件中。总理普京声称，同胞“并不符合法律分类……而是精神上自我认同”。随后俄罗斯外长也提出了相似的同胞概念：“那些感觉到与俄罗斯有精神联系的人”。

　　对奥哈娜·谢薇尔（Oxana Shevel）来说，关于同胞的模糊不清的、晦涩难懂的定义是有利的。它为在后苏联空间为了保护国外同胞利益而制定的复杂多变的俄罗斯政策提供了法律框架。俄罗斯联邦政策中，对目标群体是否视为同胞的界定较为严格地依据种族、语言、前苏联公民、特定后苏联国家甚至是俄罗斯公民来进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我们”一个更为严格，更为族群-文化定义将会使俄罗斯难以合法地干涉俄罗斯国界以外的那些散居的俄罗斯族人事务，比如阿布哈兹（Abkhazia）、奥赛梯（Ossetia）和德涅斯特左岸地区（Transdniestria）。所以，俄罗斯利益可能的指涉群体或许没有俄罗斯国籍，但可能是由于“自我认同”和“精神联系”被视为同胞的后苏联群体。另外优先照顾基于民族-文化特征之上同胞入籍，有助于俄罗斯政府入籍移民管控。

　　总之，有关俄罗斯国外同胞的争论激起邻邦的关切。它们担心这个概念可能会用来进行对抗。俄罗斯关于国家的“实际”边界，国内俄罗斯族人的特殊地位以及大俄罗斯人（Russianness， russkost）范围的争论有外溢到其他主权国家特别是东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同胞的法律定义含糊不清足以为更为广泛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或职业特征界定留有大量余地。俄罗斯政策制定者获得宽广空间，使用包括民族、市民的以及新帝国的方法对同胞概念进行掌控。

　　俄罗斯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其他国家对于俄国关于国外同胞问题的讨论的关注在不断增多。2009年，俄联邦成立了一个部级工作组来修订法案，并同意将同胞界定为“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能够作出自由选择，赞同与俄罗斯精神和文化联系的人群，通常属于在历史上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民族。”2010年5月，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向杜马推荐了一个修正的定义：“俄罗斯政府会将‘国外同胞’认同建立在‘通过相应的社会活动或专业活动所增强的自我认同的信念’之上，而不是根据出生地或者祖辈原则”。

　　民族学专家保罗·格布（Paul Goble）评论道：“这体现了一种大转变。到目前为止 ，莫斯科将‘俄罗斯同胞’界定为包括‘没有例外的所有人’——那些生于俄罗斯帝国的、1917年俄罗斯共和国的、苏联及其直接继承者的，不考虑民族或自我认同因素。”[38]但是，漏洞还是有。对拉夫罗夫来说，“如果需要”，俄罗斯就会给予“人道主义帮助”，支持“俄罗斯种族—文化空间的存续”，这在1999年法案中得以展现。

　　2010年7月，杜马通过了另一个法律修正案。现在它将同胞简单定义为俄罗斯公民和其他国家说俄语的居民。俄罗斯将会在许多领域让居住在国外的同胞享有与俄罗斯公民同样的权利，例如，被俄国大学录取。俄政府也会帮助同胞在俄罗斯定居，这被视为法律最为重要的实际作用。最新修订的法律的漏洞在于，它并未提供文件说明同胞一定就是说俄语的人。然而，相应的同胞法的大量修正案对“同胞”给出了更为精准的定义。俄国政府通过这些修正案目的似乎在于降低将俄罗斯人（russkost）视为紧跟对外政策的灵活概念而带来的恐惧。

　　结 论

　　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在地图上标注欧洲文化时，画出了同心圆体系，从“真”欧洲（发达的西欧国家）开始，到“外围”希望被欧洲化的圆（东方部分）。[39]外欧洲的概念似乎特别适用于2006—2007年卡钦斯基兄弟政府改组时期的波兰。正如一位来自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在2004年扩大[40]之后很快作出评论：“天主教主义（Catholicism）必定发出愤怒的声响，反对它所看到的一个自由的欧洲。”[41]

　　对一些波兰领导人来说，外欧洲——确实非欧洲——从俄国西部边界延伸至东方。它们就是假想的政治墙，远比文化差异重要。西斯拉夫的波兰与东斯拉夫国家乌克兰共享相似的政治价值，超越任何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但这种假象，在俄国人看来，就是合法地创造敌对国家圈——一堵围墙——围住俄罗斯。

　　卡钦斯基兄弟是排外仇外的波兰民族主义推动者。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种塑造国家对外政策的取向似乎是合理的。另外，他们偏执的恐俄情绪被误认为是每个波兰人的想法。但调查的数据并没有证明这一点。

　　2007年波兰人第一次选出了卡钦斯基兄弟之一。在斯摩棱斯克悲剧发生后他们又要选出另一个。在2010年总统选举时，他们否决了还活着的哥哥。这可能归咎于波兰选民，“任何对俄国因袭的憎恶、盲目武断的敌意会导致坏政策。”[42]卡钦斯基政府的终结是这种对外政策走入“死胡同”（cul de sac）的证明。虽然许多波兰人一直表达着多种忧虑——包括俄国的影响力，往小一点说，俄罗斯认同政治——它们并不增加波兰的例外主义。波兰反俄所达到的程度是可以衡量的，而非无边无际，反映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恐惧。

　　新政治精英显得比他们的上一届较少具有跟随传统行动路径的倾向。他们，和波兰的每一个公民一样，变得更为欧洲中心化（这个术语的积极层面）。确实，总理图斯克的分裂议会表明，不是所有的对外政策原则都认可恐俄不再是波兰的国家利益。他们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方式几乎难以赢得公民的支持。

　　（孙超 译）

　　* 雷德蒙·塔拉斯（Ramond Tarus），美国杜兰（Tulane）大学政治系教授。

　　[①] Ronald Rogowski， “Institutions as Constrains on Strategic Choice”， 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2.

　　[②] Ibid， p.133.

　　[③] Anatol Lieven， “Against Russophobia”，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2000-2001，Vol. 17， No.4， p.28. 对这个现象的早期研究参见 John Howard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cy and Opi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④] David Foglesong and Gordon M.Hahn， “Ten Myths about Russia：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Russia’s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i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November-December 2002， Vol.49， No.6， pp.6-9.

　　[⑤] 我很感激斯坦福大学的Wojciech Zalewski对我强调这些观点。

　　[⑥]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p.300.

　　[⑦] 这些书的概览，参见Stephen Boykewich， “Devilish Forces”，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Winter 2009， pp.224-231. 对俄罗斯消极媒体报道的批评，参见Anna Smolchenko， “When Success and Image Don’t Mesh”， Moscow Times， 27 June 2008. Reported by Johnson’s Russia List (2008-122) http：//www.cdi.org//Russia/ Johnson/default/cfm. 感谢罗德岛大学Nicolai Petro提供的西方反俄新闻偏好的参考书目。

　　[⑧] Joseph Biden， Wall Street Journal， 24 March 2008.

　　[⑨] Andrei Tsygankov， Russophobia： Anti-Russian Lobb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⑩] “European Interview with James Sherr， Manger of the Russian/Eurasia Programme at Chatham House”， European Interview， 2009， No.35. Foundation Robert Schuman， at http：//www.robert-schuman/eu/ entretien_europe.php？num=35

　　[11] Richard Sakwa， “ ‘New Cold War’ or ‘Twenty Years’ Crisis’ Russ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ris， 2008， Vol.84， No.2， pp.249， 253.

　　[12] John Russell， “The Problem wit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ir ‘Chechenophobia’， or our ‘Eurasiaphobia？’”，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ew York， 15 February 2009. Russell borrows the Magna Carta versus Great Yasa dichotomy from Yury Afanasiev， “The End of Russia？”， Open Democracy， 21 January 2009. http：//opendemocracy.net/article/Russia-theme/the-end-of-russia. 1206年《成吉思汗法典》是成吉思汗条针对民众列出的各种犯罪的惩罚性规则。1214年《大宪章》列举出了英国人所享有的个人自由。

　　[13] “Stosunek polakow do innych narodow”， Warsaw： CBOS， January 2010， BS/12/2010.

　　[14] See mean scores reported in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lecznej， “Stosunek polakow do innych narodow”， Warsaw： CBOS， December， 2008， BS/193/2008.

　　[15]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16] 我很感谢Cas Mudde(Kellog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提出这个问题。

　　[17]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lecznej， “Opinie o stosunkach polsko-rosyjskich i mozliwosci pojednaniapolsko-niemieckiego i polsko-ukrainskiego”(Warsaw： CBOS， July 2008)， BS/113/ 2008， www.cbos.pl

　　[18] “Russia and China Seen Negatively”， BBC News， 6 February 2009.

　　[19]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lecznej， “Opinie o stosunkach polsko-rosyjskjch”， Warsaw： CBOS， June 2010， BS/74/2010， www.cbos.pl

　　[20] 例如，参见Christopher S. Chivvis and Thomas Rid， “The Roots of Germany’s Russia Policy”， Survival， Vol.51， No.2， April 2009， pp.105-122.

　　[21] “Polish Minister Attacks Schroder and Merkel”， Spiegel Online， 1 May 2006.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413969，00.html

　　[22] Quoted in “EU， Russia play down discord after Polish veto”， Agence France Presse， 24 November 2006.

　　[23] Janusz Bugajski and Ilona Teleki， Atlantic Bridges：Atlantic Bridges： America’s New European Alli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p.39.

　　[24] Quoted in Jan Cienski，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tent on keeping clear of the bear’s embrace”， Financial Times， 20 December 2006.

　　[25] “In a Visit， Putin Tries to Ease Rifts with Poland”， New York Times， 1 September 2009.

　　[26] “Russia Alarmed over New EU Pact”， BBC News， 22 May 2009.

　　[27] Centurm Badania Opinii Spolecznej， “Opinia publiczna o tarczy antyrakietowej”， Warsaw： CBOS， March 2009， BX/45/2009，www.cbos.pl.

　　[28] “An Open Letter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azeta Wyborcza， English edn， 15 July 2009，.

　　[29] “An Open Letter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30] “Poland and the Missile Shield---an Interview with Radek Sikorski”， Daily Telegraph， 20 August 2008.

　　[31] “Poland and the Missile Shield”.

　　[32] “Sikorski v. Komorowski”， The European Courier， 21 March 2010. http：// European courieer.org/test/2010/03/21/sikoriski-v-komorowski/

　　[33] “Klich： Putin grozil rozpadem Ukrainy”， Wirtualna Polska， 9 April 2008. http：//wia domosci.wp.pl/page，2，title，Klich-Putin-grozil-rozpadem-Ukrainy，wid，9837376，wiadomosc.html

　　[34] Lech Kaczynski， in Rzeczpospolita， 16 August 2008. http：//www.prezydent/pl/x.node？ id=18543115

　　[35] “Shots Fird near Geogia Leader”， BBC News， 23 November 2008.

　　[36] 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s）指的是其族群名称被用来对国家内行政区域命名的族群。这些族群有自己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例如：奥赛梯人、鞑靼人、图瓦人、巴什基尔人等——译者注

　　[37] 这种表述来自奥哈娜·谢薇尔（Oxana Shevel）， “Russian nation-building from Yeltsin to Medvedev： ethnic， civic， or purposely ambiguous？” (未发表文稿)。也可参见她的 Competition， Migration， Refugee Policy， and State-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The Czech Republic，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kraine， and Po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38] Reported by Paul Goble， “Moscow plans to cut number of ‘compatriots abroad’by changing Russian law”， 22 March 2010. http：//www.eesti.ca/printarticle.php？id=27570

　　[39] Etienne Balibar，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9.

　　[40] 2004年，波兰分别加入北约和欧盟——译者注

　　[41] Michael Cahman， quoted in Graham Bowley， “Poles on Ramparts of EU Culture Wa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4 November 2005.

　　[42] Lieven， “Against Russophobia”，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