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自2013年以来的持续紧张已经构成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实质性威胁，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已渐趋凸显。朝鲜半岛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亚地缘战略操盘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政策分歧。美日韩在半岛秩序构建上强调朝鲜的“无核化作为政治谈判与经济补偿的先决条件”［1］，而朝鲜则强调与美日韩之间的“政治谈判与经济补偿作为无核化的先决条件”［2］。各国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认知分歧造成了当前半岛问题长期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解决阶段。面对半岛陷入瘫痪的僵持局面，作为六方会谈主要参与方的中国政府从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应当也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中发挥必要的作用。有必要将“和平共处”作为以和平手段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原则的核心基础之一。并在此原则基础上通过“以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3］和“分阶段取得实质性成果”［4］的方式来降低半岛南北双方的敌意螺旋并实现基于和解的长久稳定。

　　具体来看，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设计，采用明显有别于和平共处的相关原则。在美国对朝政策的整体设计中，有分析指出，朝核问题是威胁，认为这是对核不扩散机制和美国领导权的威胁；鉴于美朝领导层的不信任，因而需要六方会谈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做出努力；一个强大的美韩联盟是对朝政策的基础；中美之间在朝鲜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可以视为近些年中美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证据而值得赞美；尽管六方会谈仍在继续，但是美国及其盟友最终仍有可能需要使用非外交手段，如制裁、甚至军事手段，特别是如果朝鲜进一步进行导弹与核试验或者将核材料、技术向其他国家或非国家组织的扩散等等。［5］

　　随着美朝关系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因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和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影响下逐步升级，美国将朝鲜视为最为主要安全挑战是基于很多原因的：包括朝鲜试图挑衅的意愿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包括袭击韩国，其继续拥有核武器、远程导弹和扩散武器的意图，是违法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6］

　　因此，可以将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与和平共处原则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将朝鲜视为威胁的观念在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中已经根深蒂固，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持续已经成为美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朝鲜半岛政策措施的桎梏之一；其次，从美国在朝鲜半岛所实施的政策显示分析，和平手段仅仅是美国应对朝鲜半岛所有政策手段中的一种，且非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最后，对朝威慑的因素在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中既可以视为美国对朝的直接遏制，也可以视为美国整合美韩同盟的有效动因之一。

　　朝鲜半岛安全局势自朝鲜宣称“拥核”、韩国的“阳光政策”终结后，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甚至战争临界的状态，这种状态自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美韩接连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来持续升级，对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已经构成实质性损害。

　　为避免这种损害的持续扩散与深化，应该强调以“和平共处”为核心的和平解决朝鲜半岛争端这一基本原则。这不仅涉及中国、韩国、朝鲜等相关国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区域责任，也关系到东北亚区域整合与合作进程能否持续。

　　一、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升级与影响

　　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因素是复杂多源的，其中既有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如《停战协定》对朝鲜半岛和平局势的建构作用相对有限、朝韩两国海上分界线并未最终划定等；也有因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长期对峙，导致朝韩两国敌意深化和积重难返；另外，冷战结束后，虽说“阳光政策”的实施对朝韩两国关系的改善有积极作用，但因朝韩安全关系不断恶化、朝核问题不断加剧，导致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充满变数。鉴于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复杂与艰难的局面，需要对涉及相关国家的半岛政策进行综合审视。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不断升级的形势下，也要求我们在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综合审视中，特别注意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动态性变化。概括来说，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主要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与朝韩和平统一及安全问题等。前者主要包括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通盘考量，既涉及朝鲜对自身安全问题的关注，也涉及韩国“拥核”的企图，以及对整个东北亚地区核扩散的影响；后者则涉及21世纪初以来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持续升级的现实，也要关注朝鲜半岛内外因素对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及安全局势演变的影响。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朝韩两国的安全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对核问题的处置本身即是安全问题中的一个层面；而安全问题的有效改善，客观上有助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

　　朝核问题从20世纪延续至今，主要表现为朝鲜经过2006年、2009年、2013年的三次核试验和2014年可能实施的第四次核试验，以及朝鲜核试验对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冲击与影响。朝鲜自认为已经“拥核”，致力于应对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朝鲜既没有获得它所希望得到的安全保障，国际社会也没有得到朝鲜弃核的承诺。朝核问题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发酵，对地区安全构成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首先，朝鲜自认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构成朝鲜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通过“拥核”可以阻止来自美韩针对其国家的军事打击。在朝鲜看来，一切事实证明，朝鲜加强核遏制力是为粉碎美国侵略活动、维护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最“正确”措施，“拥核”可以成为朝鲜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坚实基础。［7］

　　其次，朝鲜“拥核”的企图，客观上造成了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紧张升级，美国等国家以朝鲜研制与发展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积极推进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2012年9月，美国以应对朝鲜导弹威胁为名，在日本部署了第二个反导雷达。［8］

　　再次，朝鲜“拥核”客观上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核扩散趋势，尽管朝鲜周边的韩日两国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拥核”，但其“拥核”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比如，韩国在面临朝鲜“拥核”、朝韩关系持续紧张的形势下，“拥核”就很可能成为韩国一个相对明确的战略性选择。尽管韩国“拥核”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美国等诸多层面的压力，［9］但韩国等国家在朝鲜“拥核”之后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已经构成对地区安全稳定的潜在威胁。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并不满足于2012年从美国获得的可以研发800公里导弹射程与500公斤弹头重量的许可，认为以500公斤的弹头重量很难对朝鲜的导弹基地等战略性目标做出有效的打击。［10］

　　韩国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追求的潜在可能使得朝核问题逐渐由朝鲜的核问题转向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进而转化为东北亚地区的核问题。最后，随着朝核问题短时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的应对抑或管控，东北亚地区相关国家的外交资源正在不断地被消耗。而久拖不决的朝核问题逐渐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相关国家政府之间、政府与本国公众、政府与他国公众以及各国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降低，并成为东北亚地区区域政治整合、区域安全合作的负资产。

　　就朝韩安全问题而言，历史上的朝鲜战争并未在法理意义上结束，1953年的《停战协定》仅仅能够约束中国和美国。而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即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朝韩两国分界线的确定等诸多问题，均影响着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而随着“阳光政策”的终结，朝韩两国在有争议的海上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对峙与冲突不断加剧，诸如2009年大青海战、2010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尚未确定真相的2010年天安舰事件，已经使朝韩两国的安全关系陷入持续升级的困境。2013年，朝鲜实施了第三次核试验，美韩两国进行连续的、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并部署可以携带核武器的作战平台，如B-2、B-52型战略轰炸机等，种种事态使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状态。这其中既有美韩两国进行针对性军事演习的因素，也包含朝鲜不断发布战争警告，如朝鲜外务省授权公开通知联合国安理会，“由于美国和韩国傀儡的核战争挑衅活动，在朝鲜半岛造成了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状况”，朝鲜为此将不得不采取坚决有力的军事手段进行反击。［11］

　　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构成对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损害，这种损害的持续即使不会造成战争局面，其对区域安全环境的毒化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朴槿惠上台后，朝韩关系虽一度出现改善的趋势，朝鲜也发出积极的改善关系的信号，比如在金正恩的《新年贺词》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全民族的意愿和要求去解决我国的统一问题，就要排斥外来势力，坚持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立场”；［12］朝鲜国防委员会也向韩方发出“重大提案”，提出“停止相互中伤和军事敌对”［13］的建议。但是，朝鲜方面的积极信号并未得到朴槿惠政府的积极响应，甚至遭到拒绝。

　　随着时间的推移，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逐渐明晰。从整体上看，与李明博政府直接终结“阳光政策”不同，朴槿惠政府的对朝外交政策正由模糊向相对明确转变，朴槿惠政府更多地将外交政策实施的重点转向对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希望借助中美等国对韩朝关系的关注来影响朝鲜的对外政策，以此来稳定韩朝关系，增强韩国在对朝外交上的战略弹性。同时对朝鲜的导弹开发与可能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展示出了朴槿惠对朝外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共同作用使朝鲜半岛安全局势面临着相对紧张的局面：一方面朝核问题短时期内难以解决，核武在朝鲜看来是维系其国家安全的保障，而在美韩看来则是朝鲜半岛安全的威胁；而另一方面，朝韩之间持续对立的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紧张都不利于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实现。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现状虽未造成地区内武装冲突的扩大，但朝核问题管控或者地区安全治理的困境长期持续，不利于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稳定；随着朝鲜安全局势的不断升级与影响的深入，更加剧了应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难度。

　　二、“和平共处”对朝鲜半岛安全的意义

　　面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不断升级及其相关影响的深入，应对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的措施考量是东北亚地区相关国家所面临的紧迫课题。需要强调的是，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应对中，采取军事手段将会造成朝鲜半岛地区安全局势的直接恶化，并可能造成难以预想的后果。正因如此，中国政府积极主张应坚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坚持推进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14］。

　　安理会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对促使朝鲜弃核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这一方式与全面阻断朝鲜的对外贸易不同，阻断朝鲜的对外贸易将造成朝鲜的人道主义灾难，进而殃及整个东北亚地区。安理会的经济制裁措施并非主张全面禁止对朝经济合作。因而，关于中国在制裁朝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看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以中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70%为理由［15］而促使中国中断中朝贸易，进而迫使朝鲜就范的说辞，存在着造成朝鲜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

　　因而，应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不断升级应该重新考虑以“和平共处”为基调的和平外交方式进行。这样既可以与已经存在的六方会谈相结合，也可以直接参与朝鲜半岛的安全危机管控。概括说来，可以将“和平共处”作为以和平手段应对朝鲜半岛争端的具体方针之一。朝

　　韩两国需要以“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朝韩关系，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现存争

　　端，应以“和平共处”引导朝韩关系的发展。美国需要与朝鲜进行和平共处，而非直接或间接地对朝进行军事威胁。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现实表明，美国的军事威慑往往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对“和平共处”的理解，需要首先明确其理论渊源与现实演变的历程。其渊源可追溯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所主张的以“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正常交往的论断。这种“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在斯大林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平共处”的主要理论内容为：第一，斯大林把“和平共处”的双方界定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主要指的是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共处。第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论指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共处所需要的条件。第三，在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论中，他强调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交流是和平共处的主要内容。第四，斯大林对和平共处时间和发展方向的判断。［16］

　　以相应的理论为指导，苏联外交在斯大林时期以“和平共处”为原则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为苏联的发展与安全争取了相对有利的空间与时间。结合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外交的现实分析，除了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以外，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论增加了政治上和平共处的新内容，他把尊重双方的主权平等和互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原则引入“和平共处”的理论中。［17］

　　“和平共处”不仅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作为一种外交战略服务于苏联的外交。［16］二战后，“和平共处”理论与实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提升，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印度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加以推广。周恩来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18］而在中国外交的实践中不仅将这一原则进行推广，而且“这五项原则构成了各国相互了解和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19］

　　而“和平共处”作为中国外交基本原则之一，已经为中国外交沿用至今并加以积极倡导，比如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江泽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新安全观、胡锦涛的和谐世界建构中也涉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提出构建“亚洲利益共同体”等。

　　结合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现实，涉及朝鲜半岛的诸多相关国家中，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实际上维持了一种相对正常的国家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和平共处的障碍。［16］

　　对于朝韩两国而言，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朝韩两国在民族、语言和文化等领域都具有相当大的互通性；朝韩两国政府对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具有共识，两国都认识到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激化进而导致战争会不利于朝韩各自政局及社会的稳定。朝韩两国的公众也是不愿意接受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现存争端的。2013年4月，在朝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状态中，韩国总统朴槿惠做出对朝援助的决定，［20］足以说明朝韩之间依然存在缓和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对美国来说，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适度紧张是符合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的，即维持与强化美国对东北亚安全事务的主导地位，强化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相对于他国的军事优势并整合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同盟体系，如通过自由贸易区和TPP的构建等。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是多元的，涉及军事、经济、安全与外交等诸多层面，而一旦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升级到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的状态，势必会在损害整个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同时，冲击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

　　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一旦朝鲜半岛出现战争，将损害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需求。因此，维护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有助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现实利益的。在应对2013年朝鲜半岛所出现的安全危机中，中美两国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了共识。［21］

　　而这种共识的达成得益于中美双方都认同以和平手段解决朝鲜半岛争端是必要的，也有利于中美两国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在国际社会应对朝核问题的过程中，把“和平共处”作为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是必要和可行的。这种判断一方面基于“和平共处”是符合维持东北亚地区区域内和平与稳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和平共处”也符合朝鲜半岛相关国家的战略需求，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中国、韩国、朝鲜都是难以接受与认同因朝鲜半岛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或战争对本国发展所造成的冲击。

　　三、实现与护持“和平共处”的措施

　　如前所述，“和平共处”作为以和平手段解决朝鲜半岛争端的具体原则之一，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具有充分的现实可行性。如何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地区内各国的和平共处，需要有关国家的共同参与。这种参与实际上是基于“建立一种无政府状态下集体身份形成的简单因果理论：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22］

　　即鉴于当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现实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而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集体身份的形成至少应考虑的“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这四种相关的所谓主变量。结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演变趋势，对于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构建至少需要顾及从整体到局部、从经济到安全、从大国到半岛的三重维度审视与共同作用。其目的在于对缺少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的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治理。

　　按照这一理论思路，结合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依次对以下三个维度所涉及的无政府状态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即包括相关大国在内的与朝鲜半岛密切相关的国家，应该进行必要的三个阶段性合作：包括机制性对话、共识性合作与战略性协调的三个进程，开展必要的与三个维度相对应的对话、合作与协调。

　　就整体到局部维度的机制性对话来说，可以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内化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区域合作的共同认知，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以“和平共处”作为主要的行为方式，积极促进朝鲜半岛事务相关国家进行必要的对话。并以这种对话作为开展合作的基本前提。

　　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机制性对话作为这一维度进行无政府状态治理的有效措施之一。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相关国家的机制性对话可以理解为：第一，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处于安全机制缺失的状态，这对于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整体形势是不利的。以当前中日韩三国合作为例，正在进行的“探讨‘三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军事人员的交流合作”，［23］可以视为一种能够在朝鲜半岛安全事务中起到建设性作用的机制，至少

　　这种机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是有利于中日韩三国在朝鲜半岛安全事务中的机制性对话的；第

　　二，结合关于朝鲜半岛事务的机制性对话，需要通过以和平相处为原则来处理朝鲜半岛核问

　　题、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等诸多问题，有效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第三，这种机制性对话的建构在各方参与的过程中，既可以与现存的六方会谈机制相关联，也可以针对朝鲜半岛某些问题进行专门磋商。

　　从经济到安全维度的共识性合作的角度分析，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区域整合已经从经济领域开始着手实施。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其基础即在于东北亚地区诸多国家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依据上文所分析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现状，和平与稳定可以视为朝鲜半岛相关国家的共同命运。尽管朝鲜半岛相关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多有不同，但积极促进本国的发展与进步、追求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是所有国家共同的愿望。军事与安全关系的自我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当前朝鲜半岛相关国家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共识。由此，基于前文所涉及的基本前提，可以考虑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进程中，首先从经济领域的国家间合作入手，逐步向安全维度进行拓展。

　　共识性合作也是进行无政府状态治理的有效措施之一。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相关国家开展共识性合作是基于对和平共处的基本认知。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相关国家在共识性合作的基础上，就涉及朝核问题、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问题、朝鲜半岛经济与发展问题等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的对话，以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动态变化。这种共识性合作可以理解为：第一，共识性合作的前提在于和平共处的共识需要在东北亚地区内相关国家间达成、拓展与深化；第二，和平共处需要东北亚地区政府间的共识形成与延续，比如中日韩三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事务中所达成的相关共识；第三，共识性合作的实现需要有中日韩共同利益的保障，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已然构成中日韩的共同利益。

　　就大国到半岛维度的战略性协调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大国在朝鲜半岛事务、朝鲜半岛国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在从整体到局部的维度中寻找机制性对话的合理建构与适时实施、在从经济到安全的维度中积极推进共识性合作，并在有效运行相关进程的条件下，展开必要的战略性协调。

　　朝鲜半岛相关国家的战略性协调可以理解为：战略性协调需要朝鲜半岛相关国家之间在战略上进行有效协调，其手段应以和平共处为主而非以军事手段为主。第一，战略性协调需要依靠国家间的外交战略协调，需要将“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战略的主要原则之一加以贯彻；第二，战略性协调需要国家间在军事战略方面加以调整，避免对抗性的军事战略加剧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根据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共处的战略需求，有必要考虑通过将战略协调的实施与减缓朝鲜半岛南北对立、减少针对可能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的军事演习、加强必要的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管控等方式实现朝鲜半岛事务的国家间战略性协调。

　　上述三个维度所涉及的对话、合作与协调进程当中，机制性对话是三个进程中较为初始性的，但却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机制性对话与共识性合作则是推进朝鲜半岛和平共处实现的重要支撑，两个进程的实施是推进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进程的重要条件；而战略性协调则是建立在对话与合作基础之上更高层面的旨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选择。

　　对于朝鲜半岛相关国家而言，通过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促进其在合作、对话与战略协调领域的持续深入，切实地贯彻以和平手段解决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相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与安全局势管控可能出现的失调局面，推进和平共处是朝鲜半岛相关国家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而非仅仅需要中国有所作为。

　　四、“和平共处”的有效保障

　　在推进以“和平共处”的和平手段应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进程中，需要考虑对“和平共处”进行有效保障，以确保“和平共处”原则能发挥相应的作用，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整体上看，对“和平共处”的有效保障不外乎要依赖于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大国关系长期稳定与朝韩关系的积极改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大国关系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构成了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主导性作用，直接影响着朝韩关系的发展趋势，倘若大国关系在朝鲜半岛相对协调，将有助于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改善；另一方面，朝韩关系的改善，尤其是朝韩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持续对立局面的缓和会影响大国的朝鲜半岛战略，进而能够直接促进安全局势的好转。

　　与朝鲜半岛相关的大国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相互协调，包括以和平手段应对朝鲜半岛危机等共识，都对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结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提出要消除“战略互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需努力的四个方面：要坦诚深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要大力开拓务实合作的新亮点；要努力在亚太实现对话合作大于摩擦分歧的局面；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双方要切实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24］

　　朝鲜半岛事务应对中，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在加强战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实现务实合作与对话合作等相关方面进行必要的努力，倘若中美两国缺少必要的战略沟通、出现战略误判，或在合作领域出现长期的脱节与停滞局面，都可能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造成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中美关系不同但却不容忽视的是其他大国关系在朝鲜半岛中的作用。比如就美日关系等盟国的关系而言，美国需要约束盟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借助半岛危机而扩充军事实力、捞取国内政治资本的倾向，支持其盟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中发挥必要的作用。中俄关系需要在朝鲜半岛事务中进一步协调，通过两国合作更为有效地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朝韩关系的改善构成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共处的保障因素之一。尽管2012年朝韩相继实现了政权交接，其后朝韩关系一直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两国在安全局势管控和维护半岛安全局势稳定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2014年以来，朝鲜在安全领域不断释放要采取坚决措施保卫其国家生存利益的信息，国际舆论中有关朝鲜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传言与猜测一直没有停歇，国际社会对可能出现的朝鲜半岛危机局面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和担忧。朝鲜不顾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警告与反对，坚持进行核试验的立场与姿态既遭到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的不满与反对，也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从朝鲜宣称要进行核试验的目的来看，“以核求和”的意图是存在的。但这种非和平的、非合作的方式不仅不具有实现朝鲜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现实可能性，反而造成了朝鲜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陷入孤立的后果，导致朝鲜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国际关系博弈中陷入困境。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反对朝鲜核试验已经成为某种共识。这一点在朴槿惠政府实施的对朝外交公关中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首先，朴槿惠政府在其对朝政策中积极调整与整合韩国与盟国，尤其是美国在反对朝鲜核试验方面的政策立场。比如2014年的美日韩峰会中，美日韩三国明确达成反对朝鲜核试验的共识，“重申了‘绝不容纳朝核’的原则”。［25］

　　其次，朴槿惠政府积极协调对华政策，寻求中国的理解与合作。借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韩国的时机，韩国外交部公开强调“朝鲜核挑衅将是两国外交部部长会面的主要议题”，［26］暗示韩国与中国在反对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问题上即将达成共识。

　　然而，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进程中，韩国推进的以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为重点的外交公关并不能够有效地协调与促进朝韩关系的顺利发展，也未必能够保障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实现。对此，有必要在加强国际社会相互协调的同时，重点促进朝韩关系的相互协调。

　　首先，朝韩有必要达成相互减少乃至最终消除相互敌对的挑衅与威胁行动。美韩同盟以朝鲜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以及朝鲜不断强行的核试验，在双方看来，都是针对彼此的相互挑衅与威胁行动。这种状况的存在是推进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重大障碍，需要加以有效的管理与控制。

　　其次，朝韩有必要开展缓和双边关系的积极互动。这种互动既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所营造的良好氛围，比如中国周边外交的开展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区域安全合作所带来的积极动力与条件等，也需要屏蔽因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韩国国内出现的“应该管理灾难的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自己。”［27］的观点，需要加以重视，这对于推动朝韩之间的积极互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朝韩之间的积极互动尚存在广阔的空间。两国在离散亲属会面、红十字会、自然灾害救助等层面仍维持着相当紧密的合作关系。因而，积极推动朝韩之间关系的提升与扩展，将有助于朝韩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此外，也要时刻关注和消除韩国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因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朴槿惠政府在应对国内铁路工人罢工中的措施，在朝鲜看来就是“镇压工人”［28］的行动，对朝韩关系的改善并无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