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政治权力变迁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它作为国家间往来互动的宏观背景，是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大国关系波动起伏的最深层次的解释与说明。关于近代国际体系的起始，学术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在以下两个方面学者们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不同地域、文明、社会与国家间往来互动在规模和频率上的增长，使这种往来互动逐步从零星、偶然转变为经常、持续，从几大文明的核心区逐步扩展至全球，从单纯的军事征服与商品贸易向不同社会间全方位相互依赖转变，国际体系在这种不断壮大的跨地域、文化与国度的交流中逐步成形、发展。其次，在国际体系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总体上沿着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维度蹒跚前进，其中冲突与争端始终占据大量的篇幅，构成其演进历程中的厚重底色。［1］3－7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被学者界定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从其签署直至二战结束，近300年国际关系的演进中，大规模的体系战争与其后参战方的媾和分赃几乎成为唯一的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与模式。大国间围绕权力与利益展开复杂的折冲博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体系的显著特征，而强调冲突持久性与资源零和性的传统地缘政治学则是解读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大国行为与体系态势的理论钥匙。这种情形在冷战结束及其后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有所改观，无论是苏东集团的解体、欧洲的内聚，还是新兴市场的崛起，都对既有的体系格局构成了挑战、冲击乃至颠覆，但并没有遵循以往战争———均势———战争的一贯路径。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从格局到形态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局部战争与冲突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全球范围内的动荡与失序的风险不断叠加扩大，但大规模的体系战争的梦魇逐渐消退，细密的国际规范网络业已确立，单极多元格局下金字塔式的体系结构显示出了持久的韧性，面临多方挑战依然得以延续。［2］

　　人类社会步入新世纪后，全球体系中权力运行的方式、空间，权力的归属、配置的格局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以坚定且不可逆转的方式，从根本上对既有的全球体系加以变革，进而对全球治理的实施、大国利益的界定与博弈的形态加以框定和塑造。

　　国际体系是一种用以理解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等多重形态的概念工具。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学术传统和研究视角出发，对国际体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分别做出了内涵丰富而又见解迥异的概念界定。在关于世界体系的争论中，两位国际关系领域经典作家的论断影响深远，其一即结构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肯尼思·华尔兹。在他看来国际体系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其中“单元”即现代民族国家，特别是那些在区域或全球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扮演关键角色的大国，而“结构”则“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即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互动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3］137

　　另一位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由发端于西欧并最终扩展至全球的资本运动所造就。这种资本运动遵循其内在逻辑，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推移不断实现着内容和形态方面的吐故纳新并产生了一系列的体系构造效应：中心—边缘结构，国际分工中的不等价交换机制，体系演进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中心、边缘地区内部的矛盾与反体系运动，等等。［4］16－17

　　这两位经典作家的论述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路径。在整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体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且呈现出理论分化、革新同理论间通约、综合并进的趋势。国家中心主义视角继续为部分学者所沿用，但在强调国家于体系中的核心性地位和主体性特征的同时，对于国家间关系形态及其物化标志，即主体间性的关注和重视与日俱增。对体系宏观、中观、微观三重层面的分析透视形成了对以往体系—单元互动互构的二元思维的继承和超越，从关系维度和体系结构的双重层面上推进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认识的飞跃。早先体系研究中的物质主义同观念主义间的隔阂难以通约，但随着研究的推进，物质主义维度上的研究已从静态的物质资源分布转向动态的要素流通，而观念主义维度上的研究也已从相对空洞、大而化之的主体间性建构转向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多维中观、微观平台上的主体性塑造。［5］295－332［6］87－95［7］［8］94－131

　　静态的资源禀赋、动态的市场机制同具体的发展模式、抽象的身份认同间的逻辑关联由模糊逐渐走向清晰，体系研究中的华尔兹传统与沃勒斯坦渊源间的对话与综合的趋势初现端倪。

　　二、权力模式与体系效应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国际政治权力发生于国际体系之中，受到体系内在逻辑的引导和约束，既可能作为体系运行的组成部分和显性标志，又可能对现有体系构成深度的颠覆。体系的结构、形态、演进趋势和内在矛盾决定了国际政治权力的分布、归属、运行空间、运行边界和运行效能。因此，对当代国际体系权力模式加以分析，就不能单纯地将视野局限于行为体间的行为逻辑、互动模式之上，体系对于权力在形态、分布等方面的框定和权力运行所引发的体系效应也应得到同样的重视。

　　回溯历史，战争和冲突一直是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如影随形的灰暗底色，在短短几百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当中，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大规模的体系战争再三地上演。战争爆发之频繁、波及地域之辽阔、破坏杀戮之惨烈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而战争的深远影响和里程碑意义也使得人们用结束历次战争的媾和会议作为国际体系阶段性演进的名称标签。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权力资源的占有、权力碰撞中胜出、权力关系的确立与国家的生存、发展乃至称霸息息相关，成为政治家们苦心钻营的对象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上的零和性与资源方面的稀缺性始终构成全球体系形成至今的鲜明特征，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发展出一套极富现实主义意蕴的，于强邻四顾、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以求安全自保与生存壮大的行为逻辑，并于彼此间形成了一套相对成形的互动模式，而有关权力的本质、权力的源泉、权势衡量和权力的形态则是其中的核心要素。

　　险恶的生存环境和频繁的国际冲突使早期的政策制定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政治现实主义的笃信者。他们倾向于将国际体系视为“物竞天择”式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角斗场，进而将其内部各行为体间的关系比作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敌人。在其中，权力在总量上被认为是既定的，而主权国家作为权力在最终意义上的持有者、驾驭者和获益者，彼此间围绕稀缺性的权力资源和零和性的权力关系而展开紧张的竞争对抗。通过理论家们的解说，权力从来源上被化约为一系列物质性要素的组合，后来作为补充又引入若干过程性要素，其中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资质和能力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他要素之所以发挥作用，往往是因为它们能够对军事力量和安全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构成影响。同时，不同的权力资源间既有优劣高下之分，又可以实现转化。这样，权力资源和其相对应的议程领域就被人为建构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居于高端特别是顶端的权力资源和议程领域，军事和安全被视为高层政治，可以对下方产生决定性的溢出效应，从而使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低层政治领域中的权力博弈在结果上向高层的军事安全较量结果看齐。而世界政治也就在这种权力资源从高层政治向低层政治的溢出和转化过程中成为一张“无缝之网”。在这张为权力的蔓延、交织和叠加所编织的“无缝之网”中，权力关系作为结果，体现于基于特定资源汲取与再分配模式之上的强者对于弱者的支配，作为过程，则表现为权力持有者即主权国家间围绕权力关系的确立和权力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博弈与折冲。［9］205－257［10］93－94［11］2－15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权力观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它在权力—格局—单元行为间建立起了逻辑关联。国际体系的根本属性由格局，即权力资源在各行为体间的分布态势所确定。这种权力分布态势决定了各主要行为体即大国间的排列组合模式，从而形成了对其中不同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刺激和行为诱导，使其在互动过程中遵循霸权扩张、均势制衡、追随强者、推卸责任等特定的行为模式。从宏观层面来看，体系格局依据其中大国数目的不同而分为单极、两极与多极，每一种格局在国际关系史上都有其主导时期和支撑性大国，并且在每一种格局之下不同国际行为体都形成了与其实力地位相对应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预期性的目标设定与行为逻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初，法国和瑞典分别成为西欧和北欧的霸主，但两国的霸权扩张行径很快就遭遇到强邻的遏制(法国遇到荷兰、瑞典遇到俄国)，霸权的扩张与反制所形成的矛盾贯穿于之后百余年间历次国际战争的始终(路易十四追求“天然疆界”的战争、北方大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构成该时段西欧区域国际关系的主线即霸权扩张。维也纳体系之下，均势成为英俄普奥法诸强所认可的捍卫国际和平与王朝利益的不二法门，均势政治所蕴含的单个国家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基于权势考量的制衡与补偿，成为该时期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均势制衡。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遗留下一个在结构上残缺不全的世界，欧洲和远东都出现了巨大的战略真空，而该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却不愿意为其先前流血奋战所换取的政治版图和权力格局承担责任。虽然战胜国中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如法国的路易·巴尔都企图通过调动各种资源对其加以弥补，但一系列努力终于在战胜国的闭目塞听、战败国的卧薪尝胆和后来者的野心勃勃之下以失败告终。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两极格局延续了近半个世纪，无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是其各自阵营中的核心伙伴成员，都不断地从两极对抗的实践中汲取处世智慧与生存之道。为了避免毁灭性的核大战，美苏两国间的消极合作在频率和层次上逐步提升；两者均将对方的存在视为整合己方阵营、防止离心倾向的必要条件；并且两者均发现，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将这种对抗格局在全球诸多地缘政治要冲中推而广之可以获取巨大的战略影响和经济收益。［12］202－244

　　除了权力内涵的物质性、权力归属的单一性、权力意义的至上性、权力结构的等级性、不同领域权力间的可转化性以及在保持、扩大和彰显权力的意义上体系格局与单元行为间的关联性之外，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权力观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置于冲突和暴力的底色之上，将战争和威慑作为国际政治中权力关系得以产生和持续的直接原因。大规模的体系战争在颠覆既有的力量格局与关系态势的同时，也在缔造全新的力量格局与关系态势，从而推动了国际格局的转换和体系的演进。古典时代，在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之前，罗马只是地中海诸强之一，而以战争手段铲除强敌之后，顺利的扩张最终将罗马转化成一个世界和一种文明。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等体系战争均推动格局的转型和体系的变迁，成为时代的分水岭。虽然冷战的终结并没有遵循以往的世界大战爆发与战后媾和的旧例，但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渐趋清晰明朗、国际格局由动荡趋向相对稳定的过程中，美国在其所发动的四场局部战争中，通过战略布局、原则树立、军力彰显、阵营组织等一系列设计与运作所显现出的格局塑造与秩序导向效应已然十分鲜明。

　　三、继承与变革：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内涵与权势走向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诚如基辛格所言：“部分是过去的延续，部分则毫无先例”。［13］747一方面，当代诸多力量核心、联盟阵营、观念信条、机制平台与治理模式均传承延续自冷战时期；而另一方面，这一系列既有的力量、阵营、观念、机制与模式所施展运作的方式、所依赖的环境、所面临的挑战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信息化、全球化与民主化等多重趋势与潮流的作用下，当代国际体系正处于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同步巨变的过程当中，这既表现为体系的空间容量急剧扩充，也表现在体系内涵的变革过程之中。空间的扩容不仅意味着在地理上将全球涵盖在内，更延伸向遥远的外层轨道空间、无形的电磁空间、人造的网络空间等诸多全新的领域；而内涵的深化则包括体系结构的复杂性、行为单元的多元性、互动模式的多样性、互动层次的多维性等多重趋势与特征。体系的继承与变革也使得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力在源泉、归属、形态、后果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当代国际体系中权力在分布上依然表现出明显的单极性。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各项国力指数远远超越于其任何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稳居国际政治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政治方面，苏东一极的坍塌使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系列美国于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施加决定性影响并作为主要受益方的国际机制如核不扩散条约、国际组织如WTO、IMF和联盟架构如北约，成为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架构的基石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在经济方面，2009年美国以全球人口的4.5%产出了全球GDP总量的24.5%，达到14.3万亿美元。即使遭受金融海啸冲击，2013年其GDP总量仍为16.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3.8%。［14］

　　虽然自2007年以来，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比重逐年下降(2007年占全球总量的25.4%)，但同其他经合组织发达国家横向对比，美国经济表现依然不俗。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欧洲英法德意四大国的表现不佳，GDP总量由占全球的19.6%下降到16.4%。军费开支占全球总量约40%左右的美国，其200余个海外军事基地星罗棋布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百颗情报卫星于外空轨道上游弋，实现了对全球能源资源产地、交通枢纽、军事要冲等地缘政治锁钥的全方位严密掌控。在科技方面，美国不但在科技水平和专利保有量方面居全球首位，更在科技人才的培养、科研环境的营造等方面处于领先水平，其一流的研究氛围和硬件设施吸引了全球近70%的诺贝尔奖得主为其公司和大学服务。顶级的科技人才与研发梯队打造出一流的科技实力，在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战略收益的同时，更使美国在一系列科技、资本密集的战略性前沿领域中独享模式引领、规则制定和议程创设的权力。［15－17］

　　其次，当代国际体系中权力在归属主体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多元性。国家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可谓源远流长。主权国家被假定为可以对疆域内的人口、资源与社会政治过程加以全面的掌控，在国际领域自由地开展交往与行动，遵循自身的意志独立地进行阵营选取、利益界定和模式选择。这种分析范式带来了三重理论后果：1)国家的拟人化，国家被设想为具有人格、意志和利益的独立的主体和自由的个体；2)国家的原子化，不同的国家依据其规模与实力被看做是一系列属性一致、大小不同的单元(原子)，而国际体系的属性则被取决于单元之间经过碰撞互动之后所暂时形成的排列组合态势；3)国家的黑箱化，为了实现理论分析和现实预测上的简约性与可操作性，复杂的国内政治过程在国际政治分析中往往被有意的忽视。在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国家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国际政治当中最主要的权力拥有者。国家是国内公众意志的有效整合者、公共资源的合法利用者以及公共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单一界定者。以此为基础，国家间展开权力博弈，建立权力关系并承担相应的后果。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革，这种分析方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局限与困境。

　　第三，当代国际体系中各权力主体在发展态势上表现出相当的非均衡性。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无可匹敌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使以前为两极格局所桎梏的各种力量得以释放，世界格局开始由两格向单极多元转化。这种多元力量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它既包括英、法、德、日、中、俄等延续自冷战的传统强国，也包括如伊朗、南非、沙特、巴西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性国家，更涵盖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没落而急剧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所孕育的资本权力、金融权力以及被疏离、排斥而游离于国际体系边缘并对既有体系与利益分配格局持敌视立场、发挥颠覆作用的种种极端势力、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组织。这种不均衡既表现为上述国际力量间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表现为其与自身相比在发展势头和发展阶段上的不连续甚至是断裂。

　　在国家行为体层面，这种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一超与诸强之间在发展速度和态势方面的差异。美国于冷战结束的头十年中，借助于新自由主义和信息革命所激发出的巨大经济效能，在发展势头方面高歌猛进，其奉行的制度、理念、模式成为世界发展的样板和楷模。但是，信息化热潮在其发展初期所引发的巨大财富效应往往为概念炒作和游资投机提供了绝佳的可乘之机，从而积累泡沫酝酿险情。而新自由主义实践最后演化为以D(deregulation)P(privatization)L(liberalization)革命为核心要义的“华盛顿共识”，从而为金融权力和资本权力不受制约与监控的无序恶性膨胀大开方便之门。［18］14

　　前者所诱发的2001年纳斯达克股市崩盘只是一个小小的警示和序曲，而后者在2008年所导演的全球金融海啸不仅对美国国力予以重创，为其战略扩张势头画上了句号，更从根本上使世界对美国模式和美国理念产生了质疑。

　　与日本限于“平成不振”的十年低迷相反，西欧在冷战结束之初签署了划时代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同时开启了东扩的进程，力图在政治一体化同经济、货币、社会一体化的相互促进、同步前行中觅求经济活力和政治张力。欧洲的整合成为后冷战时代多元力量中最早的政治亮点，但科索沃与伊拉克战争凸显了欧盟内部的分歧，政治与军事上的孱弱暴露无遗。当一体化的政治效能遭遇主权硬核的顽强抵制而踟蹰不前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又殃及欧洲。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正中一体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间失调的软肋，动摇了欧洲人对一体化进程与“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一贯信心，更使一体化进程最显著的政治硕果“欧元”置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与传统“西方”力量震荡、分化与调整相对应的，是广大“非西方”地域的发展和力量的崛起。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四国”因其上佳的经济表现而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远景七国”、“新钻十一国”等蓄势待发，紧随其后，“新兴经济体”则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名称。2012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71.91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为8.358万亿美元、巴西为2.252万亿美元、俄罗斯为2.014万亿美元、印度为1.841万亿美元、南非为0.384万亿美元，金砖国家GDP已占全球GDP总量的20%。［19］在美欧经济危机之下疲弱乏力的总体态势下，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发动机。［20］

　　然而，新兴经济体瞩目的成就背后，同样潜伏着非确定性与不可持续性的隐患。今日新兴国家在发展问题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国内经济社会的缺陷、短板以及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危急关头西方FDI的撤资回救本部造成的外资逃逸和股市汇市震荡，经济发展结构单一、环境透支、法治缺失、腐败等远虑近忧时刻制约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相对于国家行为体来说，非国家行为体在数量增幅、组织建构、影响权重等方面总体上表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一系列沿着地缘(发挥区位政治经济亲和力)、多边(扩大机制的参与范围)、民主(扩大机制内部平等原则适用的范围)、公正(调节机制收益分配与责任分担)与功能创新(既有机制实现功能延伸或为应对新挑战而创设新机制)等维度而新生壮大的机制与组织正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第四，当代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权力在权力的内涵及存在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变化。在内涵方面，由单一走向多维、由要素的罗列走向立足于结构及过程优化的系统构造；在形态方面，由实体转向关系并于信息化时代走向了对于综合环境与背景的塑造。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总是被从内涵与形态两个方面来理解，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经典作家的著名论断。在汉斯·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政治权力一方面被从关系形态理解为由“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力量”所引发的“掌握政府权威的人之间以及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内涵的角度理解为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政府质量等九方面要素的有机组合。

　　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国际政治权力的理解在内涵与形态两个方面也同步深化。在内涵方面，这种深化主要表现为实体性要素数量的增加、要素间组合方式的精致复杂以及过程性要素的引进。起先，国际政治权力被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为单纯的军事权力，或者在相关国力要素支撑、推拥下的军事权力。继而，对国力的理解由单一走向综合，其中经济规模、经济形态与经济特征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此后，精神意志作为独立的要素被提炼出来并被提升至显要的地位，而国力观念也由一开始的要素罗列叠加，走向有机组合，最后演变为复杂的系统构造。时至今日，随着信息化浪潮于全球的迅疾推进，信息化要素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信息化要素不仅创造出崭新的IT产业，而且推动了国民经济中几乎所有产业门类以质的飞跃；不仅助推了厚重经济基础的夯实，更铸就起尖端的军事利剑；不仅全方位盘活激发军事、经济、人口、资源等实体要素的效能，更极大地强化了战略与意志等精神要素。［21］123－146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共有观念意义的理念与价值均源自美国与西方的历史传统与国内实践，一系列关键领域中的规则导向都与美国的竞争优势不谋而合，一系列核心性的安全架构与联盟体系都由美国倾力打造与维系。美国的全方位霸权不仅意在当下对于现实敌人的打压与孤立，更着眼于通过环境的塑造和制约，从长远上对其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和发展机遇等方面施加影响。

　　四、由平面到立体：当代国际体系权力思维的演进方向

　　一超与诸强并存、多元权力主体共处，全球发展中的非均衡性与非连续性使得多重权力主体在当下影响与远景趋势上充满着变数，而权力的内涵、互动的维度与权力关系的形态更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变化，这一切都使得我们在机械地套用传统的权力观念与权力模式求解当代国际政治迷局时困难重重，事倍功半。在国家中心主义前提与基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权力关系零和假设之下，国家主要是大国于同一平面即全球舞台之上展开竞合关系并由此形成特定的阵营组合与权力结构，形成一定的权力支配与资源财富汲取格局。其中，国际政治权力被理解为主权权力，主要通过政府所能掌控的实体性资源要素来衡量；利益的界定由权力派生，行为的边际也为权力划定。以实体性的权力要素为核心，利益、目标、手段、结果间的逻辑关联得以全面建构。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这一假设仅仅部分地成立。国家于传统权力政治竞技场中跑马圈地式的零和竞争与安全困境，依然构成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和权力关系展开的重要场域，但已远远无法涵盖国际政治与权力关系的全部丰富内涵。当代国际体系之下的国家，依然作为合法性的有效拥有者和政治经济资源的有效整合者而行动，只不过其已经处于一个由多维权力关系共同编织起来的立体空间当中。在其中，如果我们将上文所提到的多元权力主体的诉求作为政治目标，从影响其内涵界定与实现程度的具体政治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关系提炼权力模式的话，我们将会形成以下几重认识。

　　第一，当代国际体系中，权力间的零和性、冲突性依然构成其内部权力运行模式的一个重要侧面。冷战时期体系层面的超级大国全面对抗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局部敌对关系与意识形态分歧依然存在。部分地区在失去了当初超级大国出于全球争霸与阵营稳定需要而发挥的利益补偿与矛盾调处作用后，地缘政治的冲突性、零和性效应立即显现。而且，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从霸权地位维系与红利独享的角度出发，仍然倾向于以零和的方式看待其与他国的关系。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格局建构与机制覆盖方面始终偏颇而残缺，在诸多热点地区与问题议程中依然不时上演着经典现实主义中均势制衡、分而治之、远交近攻、以邻为壑的权力政治话剧。在波斯湾与朝鲜半岛，伊朗与朝鲜面临外界的强大压力，将无所不用其极的生存意志和诡谲多变的弱者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在东北亚，失去了冷战时期共同的敌人后，中日两国迅速在地区领导权竞争、东海大陆架划界及相关岛屿、资源归属等地缘政治议程中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为制衡国力日盛的中国，日本更是竭尽所能，与超级大国在战略上紧密绑定，大力吸引域外力量介入区域事务以及南下迂回与中国其他现实或潜在的矛盾冲突主要战略竞争者如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积极策划横向合作。

　　第二，当代国际体系中，多元权力之间的广泛交织互动决定了权力关系运行层次上的多维性、方式上的多样性与联系上的复杂性。在传统视野中，国家单一的垄断权力资源并单独掌控国际政治过程；在权力的分散化、多元化视野下，权力关系可能发生在任何国际行为体之间。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可能拥有不同类型的权力并表现出相对独特的权力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发挥着国际政治中无法替代的独特影响。联合国安理会、IMF、WTO在全球安全、经贸与货币领域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及其对主权国家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人所共知；世界银行、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通过对发展、难民等关键概念的塑造，在全球治理与热点议程中的作用同样值得深入分析。20世纪90年代，欧洲法院通过对著名的“博斯曼法案”的审理和裁决，越过欧盟各主权国家政府，对规模巨大的欧洲足球市场直接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得既有的市场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几乎被推倒重来。而在2001年，正是借助于高盛的策划与运作，希腊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上几笔令人眼花缭乱的衍生品交易，掩盖了自身在债务负担、预算平衡等关键项目上的拙劣数据，成功获得欧盟的入场券，以至于今天有观点认为高盛的表现如同美国战略推行的工具，而希腊则是其悉心包装下成功打入欧盟的“特洛伊木马”。［22］

　　在多元国际政治权力立体分布、多维互动的当代国际政治权力图景中，超国家规制、主权权力、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间构成了错综复杂、细密交织的发散式权力网络。其中既有立竿见影的暴力和强制，也有隐而不彰、潜移默化中的颠覆；既有互惠共赢的合作，也有釜底抽薪式的拆台。多维的权力互动的孔道与中介需要人们从丰富的国际关系实践中逐条梳理，多样的权力逻辑需要人们在霸权图谋、安全诉求、经济利益、观念信条等多重价值谱系中权衡筛选，多重的权力效应需要人们结合国际政治经济演进中的长短周期来进行综合评估，而这应该是今后国际政治权力模式研究的着力方向。

　　第三，霸权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的结合与同化成为当代国际体系权力模式中的核心特征。霸权虽如某部经典著作所言“和历史一样长久”，但历史上却从未有过经久不衰的霸权。诸如古罗马、哈布斯堡王室下的西班牙、大英帝国与苏联等全球的或区域的、苛刻的或仁慈的霸权都无法跳出兴衰更替的周期性节奏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铁率。虽然导致上述霸权终结的政治社会原因各有差异，但一位中国学者的评价切中肯綮：扩张过度、收益递减、慢性腐朽等具体病灶实质上都源自相同的根源，即作为霸权“以局部支配整体”的现实状态与目标设定。［23］35

　　古罗马败坏的道德风尚和多神教的信仰体系未能真正令日耳曼蛮族的心灵折服。英国虽然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及相关政治经济学说的发源地，但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风格和贪得无厌的食利者心态妨碍了其价值与信条向普适层面的过渡，相对于欧陆诸强、殖民地与自治领来说，英国统治始终代表的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历史的步伐从来不会过多地青睐某一特定的制度模式、区域与民族，一旦时过境迁、攻守易势，作为“局部”的曾经的霸权国和支配者自然而然会被业已崛起的、从前的异质性民族、地域、理念与制度模式所替代。

　　与曾经的霸权不同，当代美国霸权在将其制度模式、政治理念与价值信条向普适方向引导方面明显比以往的霸权走得更远，也更为成功。美国的体制与模式具有一系列的优点，这种优点植根于对于社会活力与创新的依赖与呵护以及在道路选择方面试错的勇气与纠错的机制。在这种优势的推拥下，美国的一流学府因其在教育模式上的超前和尖端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而成为全球学人向往的圣地，美国的企业文化与运作模式成为各国商学院授课的样板与研习的对象。从电脑的操作系统、商品的质量认证标准，到流通的货币、媒体中的信息影像，直至政权的组织原则、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定位等，美国的一系列创新、理念、价值与模式纷纷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效仿的对象。美国的这种作法，既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又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按照本国的意志重塑世界。它不仅对盟友和潜在对手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观念认知、市场平台、安全架构等内、外、软、硬环境予以塑造，更在这种对环境的全方位塑造当中把握住自身命运的节拍。美国有意识地“因势利导、塑造环境、驾驭整体”的霸权逻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美国倡导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与治理模式的背后，华尔街金融大鳄和军工复合体寡头集团不可告人的狭隘私利往往裹挟其中。其结果是动听的治理蓝图与高调的民主呼吁却往往导致一些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动荡，遗留下畸型的产业结构、严重的贫富分化、高度的外部依赖、沉重的债务负担，甚至是被仇恨与暴力撕裂的社会。美国作为现存的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理应对世界发展进程中涌现的新趋势、新力量、新模式建立起一种富于包容性、建设性的关系，进而探索出一条互利共赢、相得益彰的合作共处模式，但美国却将对自身价值与模式的笃信异化为国际关系中的傲慢与偏见，对新兴力量严加防范，不断引起国际关系新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