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为政治服务，美国恐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最新范例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是，古希腊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城邦斯巴达出于对不断崛起的雅典的“恐惧”，先发制人地对其发动战争并将其打败。自2012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艾利森教授一再将这个逻辑用于中美关系，并把中美分别对应雅典和斯巴达。

　　至少从客观效果上看，“修昔底德陷阱”起到了以学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双重战争讹诈的作用。首先，它以隐喻的手法先入为主地把引起战争的原罪加在中国头上，而你一解释就中招，而且越解释陷得越深。其次，它含蓄地告诉你，如果你不能让美国放心，也就是消除美国的“恐惧”，美国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果然，中国如何对待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讨论的焦点，似乎战争是否发生就看中国的表现，而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正是反复论证中国不挑战什么，乃至作承诺，下保证。毫无疑问，热炒“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要影响中国外交。

　　表面上看，“修昔底德陷阱”明显占据了话语权优势，但它同时反映出美国学术乃至政策思维的一个严重弱点。在21世纪，还要用两千年前的模式思考国际关系，动不动就用战争方式对待竞争对手，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的陈腐及其对战争根深蒂固的执著，与其刻意塑造的维护和平的自身形象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