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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中央提出“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新理念，实际上每个“老虎”都是由“苍蝇”演变而成，而且很多是“边腐边升”、“边打边升”。当“打虎棒”一次次高高举起，我们当深思，如何杜绝“苍蝇变老虎”？ 中央提出“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理念，可以说是2013年的热点之一，而频频爆出的“打虎”成绩也引来民众赞誉。 比起“老虎”“苍蝇”数量大，传播“病菌”范围广，其危害面更广、更深。许多貌似“老虎”的贪官，其实开始都是小小的“苍蝇”。 因此不仅要打“老虎”，更要在“老虎”还是“苍蝇”的时候就把它拍下来。 2013年，“打老虎”无疑是热词之一。当“打虎棒”一次次高高举起的时候，观察者们也在深思“苍蝇”之害。 如何看待“老虎苍蝇一起打”“防止苍蝇变老虎”？12月24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杜涛欣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周少来研究员。 记者：您如何看待“老虎苍蝇一起打”？ 周少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即反腐打击对象既包括高级干部，也包括基层干部。 “打老虎”和“拍苍蝇”成为反腐领域的形象比喻，深得国人的认同和支持。从党纪国法的角度，“苍蝇”的存在，点多面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又处于政权的末梢，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比起“老虎”，“苍蝇”数量大，传播病菌范围广，其危害面更广、更深。许多貌似“老虎”的贪官，其实开始都是小小的“苍蝇”。 当“苍蝇”慢慢向“老虎”转变过程中，有着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和利益诱惑，官员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来克制，稍微拉拢一下就下水了。因此不仅是要打“老虎”，更要在“老虎”还是“苍蝇”的时候就打下来，从源头上杜绝腐败。 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10.8万人，在王岐山强调的“反腐败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都要有一个，查一个。 记者：“苍蝇”是怎样变成“老虎”的？ 周少来：没有哪个贪官天生就是“老虎”。聚沙方能成塔，贪腐分子也经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现实中，大贪“老虎”的职务高、权力大、数额巨，容易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对小贪“苍蝇”则见怪不怪，这无疑为“苍蝇”的滋生提供了畸形的社会土壤。社会公众对“苍蝇”的见怪不怪式病态容忍，打开了“苍蝇”变“老虎”的进化之门。 “苍蝇”变“老虎”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情况是，部分腐败官员在刚开始的时候很能干，在基层的时候也很正直谨慎，但是随着权力的增加，慢慢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就开始变得腐败堕落。比如“京城第一贪”门头沟原副区长闫永喜，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亿元巨贪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落马前都是地方或是行业“杰出的领军人物”，随着威高权重，对自己的要求从不放松到放松，从有所忌惮到肆无忌惮，直至成为“巨贪”而落马坠崖。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带病提拔”。在基层当官的时候就又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进行查处，随着职位的升迁，权力的增大，慢慢就变成了“老虎”。陈良宇就是这样一个由“苍蝇”渐变而成的“大老虎”。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区长时就开始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但是此后他历任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一直到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带病提拔”并“边腐边升”，令人扼腕叹息。 记者：现有的法律和制度，为什么阻止不了“苍蝇”变“老虎”？ 周少来：“苍蝇”之所以能够最终变成“老虎”，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性体制，其不仅与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有关，还与权力运行监督体制有关。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份吗，，近10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80%腐败期间职务得到了晋升，而其中约40%担任过一把手。 “边腐边升”、“越腐越升”而且是在民众举报声中一路升官。原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总经理王贤泸，在其任职14年时间中，多次遭到举报，不仅未被查处，还步步高升。 一个官员的腐败程度往往跟权力大小有关。随着职务的不断晋升，权力大了，诱惑多了，监督少了，自己也越来越“放松”了。有能力去监督的人鞭长莫及，身边最了解内幕实情的人，又不敢监督。河南省四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主要原因是长期缺乏监督。 “带病提拔”现象的存在与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有关系。知道内部信息、了解贪腐官员的人，往往是官员身边的司机、秘书、下属、副职等，而这些人，对于官员的职务任命几乎起不到任何决定的作用。 有的敢怒不敢言，有的置身事外，更有甚者投其所好，有样学样。腐败官员往往把秘书也一起带坏了。甚至有些官员，通过秘书去腐败。而那些了解官员底细的亲近之人，在有机会的时候，常常推着自己的领导“一起”向上走。 “抓住上游（上司）吓死下游（部下），天下大吉。什么公检法都是党的打手。叫打谁就打谁，就是不打主政领导。”河南省水利厅前厅长张海钦曾如此调教自己的情妇。 上级领导是干部升迁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而这个圈子很小。官员只要将掌握有任免权的垂直上级领导“搞定”就行了，有了这个关权力系网，升迁就变得轻而易举。 如此一来，容易导致群体性腐败。拿中石油来说，打掉了一个蒋洁敏，身边的人也都被查出有问题。官员间权力相互利用、簇拥和抬拉：处在正职的领导腐败，副职不做声；副职腐败，正职领导就罩着。官小的依附于官大的，官大的“罩着”官小的，而且官大的依附于官更大的，形成“一荣俱荣”的“庇护网络”。只要是权力关系网中之人，即便有人举报，官大的仍然可以保护官小的，让贪官迎着民众举报声不断前进。甚至，哪怕被司法机关查处，他们仍可以东山再起。这样相互支撑和利用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网络性”腐败群落，这是“腐败窝案”在多地不断发生的制度性根源。 记者：如何杜绝“苍蝇”变为“老虎”？有什么细化的办法？ 周少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第一，要科学规范各方面的权力运作，权力内部要形成合理配置，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应该围绕着这样的目标进行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建设。 第二，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对党委的监督，要以上级纪委监督为主，探索纪检、监察和反贪局一体化整合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加强一体化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逐渐形成一个垂直化的单一监督体系。同时监督应该遵循“就近、就地、直接”的原则。 第三，要不断加大干部选拔任命的公开化、民主化力度。由于公示、民主程序和群众提意见都走了形式，没有规定群众意见有多大的权重，导致最终民意测验等民主程序被虚化，形式化。因此，在干部选拔和任用上，要改变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局面。 第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各级检察机关和法院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通过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司法机关有效震慑职务犯罪。比如刘志军腐败窝案中涉及的国务院扶贫办外资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在1998年因涉入河南省交通厅厅长曾锦城案，后被免于起诉而得以逃脱，继续升迁，继续腐败。 第五，要构建多渠道、全方位、多元化的制度化监督体系。监督体系除了依靠中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还要发挥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形成全社会能监督，敢监督，都来监督腐败的公共氛围。 第六，反腐败也要讲群众路线。要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和途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是反腐主力军的作用，给人民以坚实的监督权利，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让腐败分子，处于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时，要加强舆论监督，要形成制度化舆论监督机制，要赋予媒体监督的责任和权利，并且从法律上保障这种权利，形成强有力的反腐败公共舆论。 记者：目前，我国反腐领域有什么新的举措？港台地区和国外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周少来：最近，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要求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出了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同时要求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 从腐败发生的内在逻辑要素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链条：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风险。这三个要素的互动组合，决定着实际腐败行为发生的频率和程度，要坚决地做到“遏制腐败动机，根除腐败机会，加大腐败风险”。 我国反腐体系建设，更多地从思想建设和道德自律的角度着力，想通过减少腐败动机来减少腐败行为。但在腐败机会极多而腐败风险极小的体制状态下，这样的反腐逻辑存在根本性缺陷。虽然中央颁布了多种反腐的法规和条例，但在反腐机构不力和反腐法规难落实的情况下，反腐事业难以走出“制度困局”。 而港台地区和国际上一些国家则是通过刚性的制度进行强力制约。他们“逢贪必反”，构建“零容忍”的高压反贪态势。“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是1元都要处理”。香港高级警司冼锦华，仅因为三次接受妓女免费性服务，就被判处3年监禁，并被全部取消一次性退休金370万元和每月可领取的退休金4.6万元。刚性制度使腐败的成本无限加大，因此可以大大降低腐败出现的频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