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限性已经凸显。在此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重视三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36个年头。党和政府对改革的理论、经验和规律认识，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深化。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限性已经凸显。在此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重视三方面的问题。

　　一、重视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战略性研究

　　改革的顶层设计不需要面面俱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未必有益。顶层设计关注的问题，往往是覆盖面广、带动性强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领域。因此，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重视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战略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日益需要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研究。基于问题导向，是为了强化改革的瞄准机制，增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现实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往往可以从不同侧面来观察，这对从特定学科角度进行专业化、精细化研究提供了需求。但是，特定学科的专业化、精细化研究，甚至经济计量学模型化研究，往往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以偏概全的问题，也难以捕捉到隐藏在复杂化、多样化现象背后的苗头性、倾向性因素，进行战略性、前瞻性、超前性研究。对不同学科研究的整合集成，甚至从跨学科角度进行复合型研究，往往有助于全面深刻地综合把握现实中的经济社会问题。

　　经济社会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许多改革、开放、发展问题“乱麻团式”的相互交织，宏观改革、中观改革、微观改革日趋深刻的互动影响，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日益增加了进行跨学科复合型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一些影响面广、带动性强、惠及深远的重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离开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型研究，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改革路径或解决方案。如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产业融合的发展和深化，也增加了跨学科复合型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今世界，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重组，日益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和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引发产业功能、形态、组织方式乃至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这种产业融合既包括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也包括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融合。对这种产业融合现象的科学把握，往往离不开跨学科复合型研究，特别是跨学科复合型战略性研究。许多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往往与产业融合密切相关。比如关于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研究。从国内外趋势来看，农业产业链的主导力量正在呈现从生产环节向加工环节再向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发展现代农业日益需要注意发挥现代服务业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主导作用和带动效应。离开跨越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甚至产业经济学等单一学科的复合型研究，在此方面往往很难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重大研究进展。

　　二、加强对改革顶层设计实施方案、机制和路径的深入研究

　　时下，重视改革开放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夸夸其谈，习惯于说些重复性套话或“正确的废话”，不去深入琢磨怎么全面深化改革，恐怕也是有问题的，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延误改革进程。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大多数方面需要放宽市场准入，但放宽准入是否要与加强监管或创新监管相结合，如何创新监管？光有空谈，不结合我国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分门别类或高屋建瓴的深入研究，恐怕于事无补。夸夸其谈，很可能会导致改革的顶层设计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甚至禁锢基层创新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选择空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已定，加强对改革顶层设计实施方案、机制和路径的深入研究，形成既有高度和前瞻性、又能落地的思路和建议，恐怕是更好的贯彻落实。

　　比如，扩大服务业开放是服务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服务业开放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但是，服务业开放是否就可以一放了之？恐怕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在扩大服务业开放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影响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如何科学厘清哪些问题真正关系到产业安全与国家战略利益？衡量开放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如何协调处理国内生产者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关系以及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的关系？从国际经验来看，扩大服务业开放，既要增强紧迫性，也要科学选择优先序和时间表。否则，不利于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在少数关系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的敏感领域，更要注意把握开放的节奏和优先序。不加区分、无条件地扩大服务业开放，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从历史演变来看，许多国家优先开放的服务业部门往往具有比较优势。从国际经验来看，为积极争取开放红利、有效防范开放风险，建立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机制至关重要。但是，针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机制如何构建？在此方面，如果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恐怕难以形成科学决策。即使是在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服务业开放往往也非“一路绿灯”。根据《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美国总统有权终止任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外资并购行为，并且如果外资并购威胁到美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甚至形成对美国就业的负面影响，也会被当作威胁国家安全。

　　又比如，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为此，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已成大势所趋。但是，如何借鉴国际经验，联系发展阶段和发展实际，制定科学的负面清单恐怕非常关键。负面清单过宽，外资这不能进、那不能进，开放不足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但如果负面清单过窄，会导致开放风险迅速放大。所以，要不要按照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固然重要，但如何确定开放有度的负面清单也很关键。

　　“三农”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有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消除针对“三农”问题的制度性歧视。实际上这已成为社会共识。问题的关键恐怕已经不是要不要消除这种制度性歧视，而是应该怎样去消除这种制度性歧视。消除这种制度性歧视，恐怕远不是某天宣布城乡实行相同的制度这么简单。在即将开始编制的“十三五”规划中，粮食安全肯定仍是一个重要问题。讨论粮食安全，多一些争论是有益的。但是，争论各方多到实践中去看一看，或者同时多研究一下相关国际经验，看看类似日、韩谷物自给率下降的历程和经验教训，恐怕就没有太多兴趣去争论粮食自给率是90％合适还是95％、85％合适，而会去更多地关注影响中长期影响粮食安全的风险因素及风险防范预案的研究设计。

　　由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许多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问题，如果缺少对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实施机制、实施路径的深入研究，其结果可能与理论家或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有很大出入。比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廉洁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部分公务员“下海”或流出政府机构。但是，在此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越是优秀人员越优先外流、越是平庸者越难流出公务员队伍的问题，导致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相对下降？要不要探索有效机制，把“想做事、善做事、做成事”的优秀公务员留住，为更好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廉洁政府建设提供人才支撑？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加强对顶层设计方案的深入研究。

　　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出现并正在继续出现一系列重大阶段性变化。如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等。这些重大阶段性变化难免涉及复杂的改革问题。顺应这些重大阶段性变化，加强对类似重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如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占GDP比重最大、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2014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9％。可以预言，到2015年、2016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在此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是否需要由以前的工业或第二产业优先，转向工业与服务业平等发展、服务业适度优先？是否迫切需要重视按照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方式来改造传统的发展方式乃至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如果需要，如何通过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促进相关体制机制创新来及时跟进？当然，对于这一观点有人提出异议。我们经常把服务业发展滞后作为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既然滞后，如果不注意服务业适度优先发展，那怎么能够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

　　按照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方式来改造传统的发展方式和政策导向，首先要求重视服务劳动的价值。不重视按照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方式来改造整个产业发展方式，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人们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比如，当前存在以药养医的问题，与不承认医生服务劳动的价值有密切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不承认服务劳动价值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