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言，近年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一布局下，地方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绩效不断彰显。但是地方治理中也有一些困境需要引起重视，并亟待解决。

　　四重因素的制约

　　治理主体单一。改革开放以来，多元主体参与地方治理的期待和诉求明显增多。但是，囿于全能性行政惯性尚未完全根除，再加上社会力量成长进程的缓慢，政府在地方治理中处于“一统独大”的地位还甚为明显。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吸纳社会成为一种常态，“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模式不断延续到最基层。然而，依靠政府的单一治理，不仅容易给政府自身施加压力，让政府承担了大量不能做而且也不一定能做得好的事务，而且会让本来可以成为地方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力量慢慢养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参与惰性。

　　治理力量碎片。随着地方性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多和日趋复杂，尤其是公众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地方治理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协同式治理模式。但是，从实践来看，协同式治理尚未真正出现，碎片化情形却异常明显。这种碎片化治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治理的政策制定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部门分割、利益自肥、罔顾公共利益的情况成为很多地方的现实常态。比如，在整治建筑工地尘土飞扬的问题上，建设局、环保局、城管局、施工单位都是责任主体，但是这些部门又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自身较为有利但是并不一定有助于彻底整治尘土的政策，所以，最终出现多个部门都治理不好一块尘土地的怪现象。二是地方治理的过程缺乏协同与配合。各自为战的治理导致资源大量浪费、成本急剧增加，效率却迅速降低。比如，现在不少城市开始出现晚上倾倒装修垃圾的问题，城管局要求街道指导社区监控并负主要责任，街道则以不在本辖区为由予以推卸，环卫队最后又将问题归结到城管局。这就是治理力量分散、部门缺乏协同配合而导致分而治之的结果。

　　治理权责失衡。良好的地方治理必然要求权责对称。但是，当前地方治理权责不对称的情况还较为突出。以社区治理为例，其权责失衡的情况非常明显。首先表现在街道与社区之间，社区有责任完成街道代表政府交办的任务，但却没有相应的权能资源。其次表现在街道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理论上讲，作为“条条”的职能部门与作为“块块”的街道，具有一致性的根本利益，但由于面临不同的考核机制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二者分（工）而不明（确）、分（工）而不合（作）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而多数情况下，区政府职能部门处于有权无责的地位，街道处于相对有责无权的弱势地位。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争权夺利、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现象时常发生，选择性执行、象征性落实等问题普遍存在。

　　治理取向偏移。地方治理的最终取向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这又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上。于是，为了打造和谐的地方秩序，地方政府几乎是竭尽所能。然而，这个过程出现了很多偏移。首先是维稳异化。为了所谓的稳定，一些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尤其是在重大节假日或敏感时期高度紧张，并创造了很多诸如“人盯人”“连哄带骗”“强力遣返”等维稳策略。然而，这种维稳思路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是寄希望于“花钱买平安”“政治动员”等机制。所以，一些地方不断陷入“投入越多——维稳压力越大——投入继续增加”的维稳怪圈。其次是非此即彼、丧失活力。当秩序遭受挑战时，人们倍感秩序的重要。于是，一种不计成本的“秩序论”开始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