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政治发展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进程，而且还是一种政治理想。广义而言，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人类美好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得以运用和体现的进程。问题是，政治发展需不需要、能不能制定规划，有没有政治发展的规划和预期对社会健康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尽管在近代乃至于现代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很多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在非规划的状态下进行的，社会往往被动地接受政治发展的进程。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具备了对政治发展的认知条件和知识基础，一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推动政治发展的使命和责任。 所以，遵循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战略和规划，当能使社会形成关于政治发展的预期，从而以此来奠定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

　　关键词 ：政治发展；规划；预期；社会稳定

　　一

　　社会发展和社会演进是一个全面推进的进程。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改革的意义，也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战略。后来，我们党又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构想。尽管从宏观战略或总体设计上来说，重视社会的全面改革和全面发展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思想和主张。但是在实际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却往往又是一种常态。导致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经济建设（发展）、文化建设（发展） 等，人们可以制定规划，基于这样的规划和进程，还可以得到相对确定的预期。然而相对而言，社会对政治发展目标和进程进行规划的难度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认为，几乎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划和预期一直是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所谓政治发展的规划，主要是指在一个特定时期和一个特定国度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领袖或统治集团，积极主动地把握政治发展的规律，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以其独特的慧眼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对其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步骤作出部署，提出政治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分步目标，并通过具体的工作举措，推进实现既定目标的进程。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社会有了相对确定的政治发展规划，那么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目标及进程也就具有了心理预期。

　　可以看到，政治发展的规划和预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基于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现实状况，对政治发展的目标、进程和步骤作出规划，当能使社会成员对未来一定时期的政治发展确立相对明确的预期。对政治发展的明确预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就是说，如果有了对政治发展相对明确的预期，社会成员就能够对政治发展及其所决定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有所期待和把握，并以此奠定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当然，对政治发展的预期不仅仅来自于政治发展的规划，也可以来自于人们对政治状况及其发展的推测。也就是说，既使是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一些政治研究者甚至普通社会成员，基于社会特定阶段的状况以及各种相关的环境因素，也或多或少可以对未来政治发展作出推测性的预期。

　　二

　　政治发展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进程，而且还是一种政治理想。广义而言，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程，视为人类美好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得以运用和体现的进程。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首先源于政治学者在上世纪 60、 70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是：在二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掀起，在亚非拉广大地区，一些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告独立，成立新的民族国家。而对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长期接受的是殖民主义的统治，所以缺乏自己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因而普遍面临政治结构不健全、政治功能弱化、政治不稳定、政治腐败和衰败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关于这些国家如何推进政治发展，以建立稳定和良好政治秩序的理论和主张。

　　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有不同的理解和描述，但是大致说来，政治发展表明了如下一些基本走向：一是现代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即通过有效的教育和传播，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得以普及，使其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政治行为主体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基础；二是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专化与整合以及政府能力的提高，即通过有效的政治设计，建立起职能清晰、结构合理的政治组织，并提高其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进而提高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三是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即在人民主权原则的支配下，以规范的选举制度作为政治录用的基本准则，使合法选民能够通过选举等规范的渠道，实现对政府以及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控制。可以看到，政治发展包含了诸如政治原则、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多个层面及多个领域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其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尽管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指政治的民主化，但是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所有问题的核心和基础，政治发展中其他很多领域的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民主化程度所推动并决定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政治发展反映的是由于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对政治上层建筑之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从具体的历史时期以及具体的国度来看，政治发展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还是被动的行为，却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兴趣点。从上述我们关于政治规划的意义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发展目标、进程和步骤，那就表明了政治发展的一种主动意思和行为。反之，如果没有能够提出相对明确的政治发展规划，即使由于历史的进程在实际上也推动了政治发展，那也只能表明，这样的政治发展是一种被动的进程。

　　在近代乃至现代人类政治史上，总体而言，政治发展中经过人为规划的案例颇为罕见，也即大多数的政治发展是在非规划、无预期的情况下被动地发生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最为根本的统治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其既定的统治，包括其统治秩序和统治制度，而任何政治发展都意味着对既定统治秩序和统治制度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认为，统治集团往往不太可能成为一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当然，他们也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当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动以后，现存的上层建筑即体现出与其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变革。政治发展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但是如果统治集团不能顺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而主动推进政治发展的进程，那就可能会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影响，甚至也会直接影响既定统治秩序的持续稳定和发展。

　　在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史上，也有过一些国家通过一定的规划来推动国家的政治发展的案例。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发展提出了政治发展的要求，在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经过一段直接或间接的矛盾和冲突之后，不同的政治力量经过一定的程序达成妥协，并就政治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共同的主张和方案，从而启动政治发展的进程。韩国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十多年内，韩国逐步恢复了经济和民生，并在上世纪 70年代获得了经济的高增长和高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并由此引发了几乎贯穿整个 80年代的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乃至政治动荡。一直到 80年代后期，多方政治力量经过斗争和妥协，终于达成政治和解，接着通过宪政改革，规划在 90年代初实行普遍的民主选举，这才基本实现了政治稳定，并以此推动了实际的政治发展进程。

　　第二，特定的国家在脱离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在宗主国的直接帮助下，仿效宗主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建立起必要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发展。在上世纪 60、 70年代，大多数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采取了这样的政治发展模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差别，一定政治模式得以建立的政治生态并不具备，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迈出政治发展的实际步伐。

　　第三，在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由外力推动进行的政治发展，如战后的日本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迫接受在反法西斯盟国监管下的民主改革进程。战后日本国宪法的一些设计，体现了反法西斯盟国的意志。近年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在美国的军事干预之后，也可以说采取了这样的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也不是其主观的意愿，而是在外部压力下发生的。但是仅仅从政治发展规划的意义来说，其当属政治发展规划的一种形式。

　　三

　　尽管一些学者研究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或原因，但是由于政治发展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等因素，所以，人们实际上很难能够通过较为规范的逻辑，来说明一些特定国家政治发展的具体原因或动力。这是因为，一国的政治发展不仅取决于其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现实状况，而且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及其对政治所能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更取决于当时能够推动政治发展的领袖集团以及其他政治人物的政治价值、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等主观因素。

　　仅仅从逻辑上分析，一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原因可以通过以下四个视角进行分析：一是基本理论的视角。如上所述，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得以发展的。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在政治发展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基础的变更。

　　二是宏观实践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体制转型对政治发展提出了特定的要求。正如我国的情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已经形成。具体来说，首先，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原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日益暴露出来。邓小平早在 1986年就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可以注意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已经开始并且持续不断地发生着作用，因此，改革政治体制，推进政治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而且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所以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通过 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逐步产生了政治生活的需要。因此，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是社会压力的视角。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之所以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政治不发展的情况下，原有的政治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从外部情况来看，除了上述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变革对原有上层建筑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之外，社会的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和矛盾以及其他的种种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压力比以往明显增多；从内部情况来看，政治制度化程度跟不上发展的需求，政治腐败和衰败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并且有可能愈演愈烈，政治认同危机和社会信任危机也随之产生并逐步发展等等，使维系政治体系的成本日益提高且难度越来越大。这些都对现存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从而对政治发展提出了要求。

　　四是主体推动的视角。政治发展的实际动力既产生于客观的发展需求，同时也可能来源于政治主体的推动。尽管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从具体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国度来看，一定政治主体对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积极推动的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就直接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美国建国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和革命家，直接推动了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以总统制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诞生；同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共产党人直接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时代。类似这种通过政治领袖或其他政治人物的积极作为来推动政治发展的案例，在近现代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并不鲜见。

　　上述关于政治发展动力和原因的四个方面，可以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可能是独立作用的关系。尽管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一般地看来是同一个过程，但是这四个方面也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构成必然的联系。譬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变革，实现政治民主化，但是，“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尤其是，在上述四个要素中，政治主体的推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任何情况下，尽管从基本理论、宏观实践以及社会压力的视角方面都提出了对政治发展的要求，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主体的积极推动，那么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发展也很难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就无疑提出了政治发展的规划这一重大问题。

　　四

　　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就我们这样一个特定的情况来说，政治发展需不需要规划、能不能制定规划、是否具有规划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又是如何？

　　固然，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有相当部分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在非规划状态下进行和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的国家和人民被动地接受了政治发展的进程和事实。但是，这种非规划的政治发展，一般来说通常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表明，在被动地接受政治发展进程的情况下，一般总是伴随着骚乱、暴动、抗议等无序状态，这种情况程度不同地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发展的前景缺乏预期，并因此而不能建立稳定的政治认同感，这种情况在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本身意味着社会的革故鼎新，包括政治领域的变革和发展。但是，在政治发展缺乏规划即在社会成员对政治的持续稳定和发展缺乏预期的情况下，不同社会层面的社会成员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从而形成不了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的特定时期均有发生。譬如，面对国家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他们的理想和抱负都会受到影响，其中一些人因此可能对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缺乏信心，因而短期思维、及时寻乐、敛财聚财甚至转移财产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普遍发生。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思考并制定相对确定的政治发展规划，应该说已经具备了条件。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现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关于政治发展的认知条件和知识基础。在人类政治发展史的很长时期内，之所以常常是被动地接受政治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普遍缺乏关于政治及政治发展的认知条件和知识基础。政治往往要么被视为上帝的安排，要么被视为少数人的专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政治不仅不可企及，而且也不让知悉和研究。现代社会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社会，被称为进入了知识社会的时代。而所谓知识社会的时代表明，人们不仅对自然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对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发展的规律等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说人们可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认识到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对政治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认识到政治发展对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积极意义，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政治设计，规划政治发展的目标和进程，使社会的政治发展在可以掌控的进程和秩序中得以推进。

　　其次，一些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从不同角度为我们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和教训。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毕生奋斗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和规律，为人类社会找到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的制度体系和生产方式，是其重要的使命。在当代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文化、价值乃至于制度体系的交流和渗透已经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揭示了全球化进程的一般原因和过程，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全球化的过程“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尽管很多思想家都认为，不同的国度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不同，所以事实上不可能适用于同一的政治发展模式，但是毫无疑问，人类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这些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需要在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中得到体现。上文已经提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有些国家由于没有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提出政治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导致国家的政治问题充分暴露，从而直接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剧变。这些政治发展进程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足以说明积极规划并推进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将推动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视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先进政党，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并实践无产阶级乃至于全人类的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这一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和辉煌的成就，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以发展民主为己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有能力创造政治发展的奇迹，从而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政治发展方面，都能够为人类作出积极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推动政治发展，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据以这种使命和责任，我们可以避免非规划的政治发展进程，可以规避非规划的政治发展进程对社会健康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可以主动地将政治发展纳入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五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已经涉及到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构想和规划的一些基本问题。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发展的战略和规划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精辟思想。

　　其一，在作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时，邓小平始终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他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注意到，经济和政治始终是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而且政治往往渗透于经济之中，经济也渗透于政治之中。因此，一方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政治的变革和发展；另一方面，要顺利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邓小平全面改革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诚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总是先于提出，也便于推进。而政治体制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和功能，其改革的推行远比经济体制改革要复杂。然而，当经济体制改革向着一定的深度推进时，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由后台走向前台。在经历了七、八年改革进程后的 1986年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问题受到了邓小平的特别关注。当时，他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都强烈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一次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他明确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他还着重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其二，邓小平认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是反思“文革”给予我们的基本结论。十年“文化大革命”在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沉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党很快地拨乱反正，并针对越来越严峻的国民经济形势，果断地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这对于扭转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来说，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如何从政治上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也是邓小平一直思考的问题。 1980年 8月，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关于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深刻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980 年 8月 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的长篇报告 ,专门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一报告于 1980年 8月 31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从而也构成了邓小平政治发展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设性纲领，完全包含了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以及如何以此为教训来推进政治发展的主张。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还指出，由于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在这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邓小平以科学的态度，详尽透彻地分析了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揭示了这些弊端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深刻地指出了这些弊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邓小平指出，从根本上说，我国的既定政治体制之所以存在着种种弊端，是因为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却很少，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邓小平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所以，改革政治体制，对于从制度上根除“文化大革命”的隐患，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根据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和规划，我们党在推进政治发展方面，作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 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会议的主题，提出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使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从后台走向前台，提到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邓小平高度肯定了党的十三大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作出的部署，所以尽管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邓小平还是强调了“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原则立场。党的十六大坚持了邓小平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构想，进一步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又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看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均提出了很多我国政治发展的原则、战略和目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按照这些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步骤，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这些目标，以实现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构想。

　　六

　　人们注意到，多少年以来，我国在政治发展问题上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理念有余而制度建设不足；目标有余而具体规划不足；口号有余而实际行动不足。无论是过去的两个文明“两手都要抓、都要硬”，还是“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抑或现在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四大建设”，在这其中，除了“政治”这一块以外，其他的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有具体的规划，甚至也有具体的指标和步骤，而唯独政治发展尚没有具体的规划、步骤和举措。邓小平在 1979年就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十六大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向以民主为己任”的价值和理念，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我们对民主之于社会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是如此之坚决、如此之深刻，但是如何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推进民主，却需要我们提出具体的规划和步骤。

　　十七大很多关于政治发展的构想具有战略性意义，譬如，“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可以认为，这是实现权利平等的重要举措。但是，仅就这一个举措而言，需要我们作出整体性的思考和规划。譬如，如何“逐步实行”？如何解决在实现这种权利平等以后所带来的其他问题？再如，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这同样需要通过切实的制度和程序才能将其落到实处。

　　加强政治发展的战略研究，制定切实的政治发展规划，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进一步明确我国政治发展的总目标。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形成广泛的共识，找出我国政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确定我国政治发展的总体目标。

　　第二，将我国政治发展总目标进行必要的分解，形成近期可执行目标。政治发展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围绕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政治发展总体目标，有必要将这个目标进行必要的分解，以形成阶段性的具体的可执行目标。

　　第三，按照近期可执行目标，提出具体的方案和步骤。根据政治发展的近期可执行目标，制定达成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案和步骤，并且做好实施这些方案和步骤的各种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第四，着力解决一些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中的具体问题。在推进政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确立牢固的问题意识是非常必须的。改革是为了克服弊端，发展是为了解决问题。为此，着力解决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出发点所在。

　　政治发展规划可以包含一些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譬如，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逐步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来产生人大代表的建议，我们可以将这个“逐步”进行一些细化；按照党中央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时间系列提出规划，如在 10年、 20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确立我国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我们可以制定关于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直选范围的分期规划等等。

　　通过上述关于政治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思考、研究，致力于将我们的很多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付诸实践，以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从而也推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上述提及的 1980年邓小平的那篇非常重要的“ 8· 18”讲话。这篇题为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的文章，揭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和发展的原则性构想。应该说，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很多原则性构想至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至今依然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重大任务，而且还因为我们至今尚没有据此而提出具体的规划、方案和步骤，所以这些构想的很多方面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当年邓小平所揭示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看来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如果没有对上述关于政治发展的战略和规划等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我们的许多有价值的政治理想和构想将无法得以实现。譬如，我们党强调指出我们的民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非常精辟，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但是，如何实现这种统一？会不会发生不统一的情况？如果发生不统一的情况（政治实践中应该说也时有发生），那么通过什么途径进行协调，以促使其统一？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具体的规划、方法和步骤。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我们的人民将不能较为清晰地看到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我们的社会将缺乏关于政治发展的预期。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划，人民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期望和憧憬。但是同时，我们的人民如果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缺乏预期，那么也就因此而有可能缺乏对政治的热情和凝聚力，这将是影响社会健康发展和持续稳定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 32 — 33.

　　［ 2 ］ ［ 5 ］ ［ 6 ］ ［ 7 ］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76 、 237 、 160 、 176.

　　［ 3 ］ 亨廷顿 . 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68.

　　［ 4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5 ： 276.

　　［ 8 ］ ［ 9 ］ ［ 10 ］ ［ 11 ］ ［ 12 ］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348 、 327 、 329 、 333 、 333.